每当有人说年轻真好，是最热血的年纪。我总想说后半句，也是最容易闯出大祸，还不知错的年纪。

这句话我也讲给了一个新朋友听，杨不换，他曾是一名服刑人员。18岁那年，他犯下大错，情愿以死抵罪。直到有人告诉他：死亡也抵消不了你的罪过。

我奔跑在黑暗的小路上，风里传来新鲜麦秆的气味。

正是收割麦子的季节，半夜三更，麦场里还有干活的人，我怕被人看见，故意绕开了大路。

一口气跑出去好几里路远，我才停下来，喘气，忍不住朝身后望了望。

半边天空都被映成了红色，火真大，这下肯定烧得干干净净了。

低头一看，发现装汽油的塑料桶居然还在自己手里提着——原本也应该扔在那儿一并烧掉的。忘了就忘了吧，拿回去还能留着用。

这么想着，我点上一支烟，猛吸了几口，想着赶紧回家睡觉。

那一年，我只有18岁，刚刚放火烧了一家饭店。

本来应该上学的年纪，我已经辍学，整天无所事事，在街面上结识了一帮朋友。

他们常常在夜里拉我出去喝酒，喝完了就在大街上学鬼叫，嚎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我们尤其喜欢跑到铁路边，把石子洒在轨道上，看火车驶过，轮子上磨出一片火花。

跟这些朋友一起，我每天都很快乐，比上学强得多。

无聊的时候，我们会躲在路口，盯紧迎面过来的行人，上去就是一脚。踢得也不重，完全就是恶作剧。

我高中时体育很好，身体棒，这帮好兄弟里谁出了什么事，我也愿意出头，帮他们摆平。

我们也干一些小偷小摸，但不是为了搞钱，就是找点刺激。

这种放肆的日子一直延续到那年女友带我回她家过年。

在饭桌上，她父母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我坦白地说自己已经不上学了。

他们又问我不上学整天在干什么，我说就是和朋友在外头玩。

后来她告诉我，父母批评了她一顿，让她不要跟我这样的盲流子来往，“如果你还想和我交往，就和你那些朋友绝交。”

火在我的心头烧起来了，其实她当时只希望我平平安安的，不要在外面打架，我却嫌她多管闲事，跟她吵了一架。

但女友的话我听进去了，平时家里没少唠叨让我找个工作，自己爹妈觉得我没出息，现在女友的父母也瞧不上我，这让我憋着一口气。

我想证明自己和那些只会打架的小混混不一样，决心干出个名堂。

村里多数的年轻人都到工程队去打工，但我觉得，要让别人看得起，就得自己当老板。

父母商量了很久，拿出家里的积蓄帮我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楼板厂。当时农村开始流行盖楼房，父亲觉得这个生意能做下去。

厂子建好了，设备也采购齐全了，但家里的钱都投进去了，手里再没有更多资金去买沙子、水泥这些原材料了。

我急得要命，如果楼板厂不能开工，父母半生的积蓄就全打水漂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本家的二叔向我伸出了援手。

二叔在镇上开了一家水泥厂，还买了一辆水泥罐车，专门运输水泥挣钱，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从刚开始的一人一车，做到现在五个人五辆车。平时他就心思活络，现在更成了我的榜样。

二叔不但借给我钱，供给我的水泥也比别家便宜很多。水泥便宜，厂子的效益就好，我也能挣更多钱，别人都会高看我一眼。

我默默许了个心愿，等挣够了钱，就带着我爹去北京看病。他为了拉扯我们兄弟四个长大，一年到头辛苦劳作，患上了脑出血，落下半身不遂。在我们这种小地方治不好，医院去。

开了楼板厂后，我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家里本就不富裕，二叔的便宜水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很感激他，那段时间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

一天，他又来找我喝酒，一进门就黑着脸，看起来心事重重。酒桌上，他吃着吃着就放下了筷子，对我说：“以后可能没办法给你便宜水泥了。”

我心里一沉，以为二叔是嫌要价太便宜，想抬价了。虽然有些心疼，但二叔有恩于我，我连忙拍胸脯表示，要开多少价他尽管提。

二叔摆了摆手，说不是为这件事。

“有人想断咱的财路。”

二叔快速致富有个秘诀：贿赂水泥厂的过磅开票人员，少报水泥车的重量。

他卖给我的便宜水泥就是这么得来的。

现在，这个秘诀被一个欠他钱的无赖知道了，那人不但不还钱，还威胁他要去水泥厂举报。

二叔偷运水泥的事当然不光彩，但我私心想，二叔那儿出了麻烦，我这儿也会跟着出问题，要重新找供应商不说，价钱肯定没有现在这样便宜了。楼板厂刚有些起色，这又是我头一回创业，要是生意做不好，赔了本，爹娘、女友家、村里人会怎么看我？爹看病的事又怎么办？

“岂有此理，你告诉我是谁，我去揍他一顿，让他长长记性！”

二叔却说不行，打轻了不管事，打重了你得被拘留，不合适。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要搞咱们的生意，咱们也搞他的生意。”

二叔告诉我，此人在水泥厂门前开了一个小饭馆，我可以夜里去放一把火，烧他家的饭馆，“吓唬吓唬他。”

那个年代，烧房子、烧麦垛不算多大的事，我记得老家曾经有个人喝醉了酒，闲着无聊烧了别人家的厨房，最后赔了几个钱就了了。

事情闹不大，但威慑力不小，确实是个好方法。

但毕竟是烧房子，我仍有些担心，问二叔，不会烧死人吧？

二叔说他观察好久了，那小饭馆晚上就不住人，顶多烧坏几把木头桌椅，都不值几个钱。

我放下心，答应第二天晚上就去。二叔却把我拦住了，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我等他准备准备。

一个星期后，二叔再次找到我，说时机已到。

他还一并拿给我几样“作案工具”：一个白色大塑料桶，用来装汽油，一把钳子，还有一段粗铁条。

“放火前把饭馆的门鼻子用铁条拧上，塑料桶也丢进去烧掉，不要留下证据。”二叔一条条仔细地交代我。

放火那天，我其实是没按二叔说的——拧死饭馆的门，我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就顺手把铁条和钳子扔到路边的沟里了。

跑出好远才想起来塑料桶也忘了烧了，索性拎回家了。

等我躺在床上，一闭上眼，就是那一片我亲手点燃的大火，火舌舔上房梁，直冲天空，让人莫名恐惧。

我并没意识到这场火将吞噬掉什么。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快中午才被母亲叫醒。

正是割麦子的季节，母亲喊我赶紧吃饭，吃完去帮着干活。她刚从地里回来，人人都在传——“水泥厂前的饭馆昨天晚上让人给烧了。”

我端起饭碗，没有应声。

母亲当然不会知道，传闻里的纵火者此刻就坐在她的面前。

“太残忍了，有多大的仇呀？要把一家人都烧死？”

我的心脏猛地颤了一下，饭一下卡在喉咙里，脑袋、眼前，一瞬猩红。

我愣了半天才鼓起勇气问母亲，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咱村的国子就在水泥厂上班，他去现场看了，说饭馆前停了很多警车，来了很多公安呢……”

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母亲绝对是听错了，我根本不相信，明明二叔说房子里没有人，怎么会把一家人都烧死了呢？

我行尸走肉一般跟着母亲走在通往麦地的小道上，周围人议论纷纷，说的都是镇上饭店烧死了人的事。

在那些声音里，我最后的侥幸被一点点掐灭。

我低着头，不敢看路上的任何乡亲，生怕他们知道就是我放的火。

阳光照在我的身上，火辣辣的，让我想起那场大火。我想大哭一场，又不敢让眼泪流下来。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饭店里那一晚睡着老板一家四口，最小的孩子只有5岁。我在黑夜里提着油桶狂奔的时候，另外四条生命正在火场里挣扎。

我不太记得那天我是怎么跟着母亲走到麦地里的。

镰刀磨得很锋利，麦子一茬接一茬地倒下，就像是在我手上死去的那几个人，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接连倒下，再也没站起来？

我站在麦地里，风吹过麦子的声音，干农活的乡亲们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仿佛都离我很远很远。

干完活休息的间隙，邻居二狗身边围了一大群人，我坐在一边——

“杀人放火自古以来都是砍头的大罪，现在不砍头，改枪毙了，昨天晚上放火的人如果抓住，够枪毙四次的了。”

“你见过枪毙人的吗，给大家说说呗？”有人起哄。

二狗探着脑袋，故作神秘，“我当然见过，亲眼看见的，那次一块枪毙的有六个死刑犯，都是五花大绑跪在那儿，武警用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啪’地一声枪响，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半个脑袋都烂了，人趴在地上还蹬腿呢！哎呀你们是没见过呀，白花花的脑浆淌了一地，和咱平时炖着吃的豆腐没什么两样……”

二狗的声音越过人群，一句不落钻进了我的耳朵，我胆战心惊，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脑袋成了炖豆腐。

从麦地回来以后，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的就是冲天的大火、满地的焦尸、枪毙后直蹬腿的人和豆腐一样白花花的脑浆。

警察迟早会查到我的。我本来是想把楼板厂办好，向所有人证明我和街上的小混混不一样，我也可以有出息的，怎么现在成了这样呢？

没有人会原谅一个杀人犯，杀人犯还有什么活着的意义？

即便是死，杀人犯的死也同样是不被认可的。

我们老家有个规矩：枪毙的人不能葬在祖坟里。因为枪毙的人留不下全尸，死无全尸的人没办法脱生，只能当孤魂野鬼。

想到这，与其被枪毙连个全尸都留不下，还不如我自己喝农药了断。

第二天傍晚，我在饭桌上向父母坦白，那场大火是我放的。

他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揣着口袋里的农药冲出了家门。

我朝村头的荒地跑去，我感觉到有人从家里追了出来，但我没有放慢脚步。

天空已经暗了下来，邻居家的儿子正和他爸妈一起拉麦子回来，我从他们身边飞奔而过，把他们甩在身后。

我一口气跑到了村头，拿出那瓶农药，可直到农药逼近嘴巴，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勇气。

我坐在荒地里犹豫了很久，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村子的方向还有亮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明天也照样还会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而我却要死在今夜了。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走得非常艰难。

声音在我面前停下，我抬起头，看见了父亲的脸。

他伸手夺过我手里的药瓶，我以为他会骂我没出息，骂我伤天害理，但他没有，他只是对我说：“孩子，你真的只是想烧饭馆，没想烧死人吗？如果真是这样，你去自首吧，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命。”

我很难想象父亲那一晚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在黑夜里走了多少路，而他寻找的孩子，差一点就成了一具尸体。

那个晚上，父亲那样费力地找到我，我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地死了。

我打算自首。

在家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带着弟弟一起去麦场睡觉。天热，麦场里凉快，我们躺在地上，仰面对着夜空，周围都是新收麦子的气味。

我告诉弟弟要好好学习，听父母的话，千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

他还小，当时肯定不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睡梦中，我感觉有人朝我这里走来，我下意识地爬起来就跑，但跑了没多远，就听见弟弟惊恐的哭声。

警察来了，他们没抓到我，抓了我弟弟，于是我又赶紧回去。几个警察正站在弟弟的身边。

我被押上警车，车门关闭的那一瞬间，麦子的气味、弟弟的哭声都离我远去。

警车载着我，驶进了茫茫黑夜。

父亲给的希望并没能帮我支持太久，案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警察给我看了二叔的口供，他把我供了出来，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说对我去放火的事毫不知情，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我当然不肯承认，但我从审讯中得到的消息是，如果我交代是我放的火，案子就算破了。

我问警察，那我还有没有可能保住性命？

警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么大的案子，好几条人命，我再有几个脑袋也不够枪毙的。

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死刑犯豆腐一样的脑浆，不由得瘫软在椅子上。

我已经一整天没吃饭了，恐惧和忧虑消耗了我大量的体力，我自暴自弃地想，反正都要被枪毙了，得吃饱了才好上路。于是我对警察提了一个要求：只要给我吃顿饭，我什么都交代。

预审科的办案人员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简单就松口，问我要吃什么，我说一只烧鸡，再来一瓶啤酒。

两样东西很快被送进来，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抓起烧鸡就啃，一只烧鸡片刻功夫就吃得干干净净。

我又有了实实在在的活着的感觉，这感觉实在舒服，但一想到这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顿饭了，我又不可抑制地颓丧下去。

那时候我才18岁，没读过什么书，对法律程序一无所知，以为只要我承认了，马上就会被拉去枪毙。所以从吃完饭，我就开始“等死”。

然而，我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立刻被枪毙，而是被带去了看守所，关进了第十六监室。不久之后，公安局再次提审我。

那是一次夜间提审，我从走进询问室就觉得很不寻常。整整一晚上，我没有睡觉，没有喝水，甚至连厕所都没能去，憋了很久后我实在没忍住，弄脏了裤子，又粘又臭。

我开始诉苦，改口翻供。

我又交代了一遍，原来，因为我第一次说的和二叔的口供不一致，而且缺少关键物证，我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要求公安局重新侦查并补充证据。

而这第二次补充的关键证据，就是我这份改口的口供。

我浑身疼痛，回到监室，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十点。其他犯人正坐在铺板上干活，他们撕棉纱的声音竟给了我踏实的感觉。

我还活着，但只是暂时的。

这份和二叔相同的口供，将会让我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

我已经完全放弃，只等一颗枪子让我的脑袋变成炖豆腐。

夜审第二天，我又被看守所提了出去。我硬着头皮走进询问室，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枪子还是拳头，却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高壮壮的男人，戴眼镜，穿着便装。

“我叫许涛，是你父母给你请的律师。”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律师，来陪我一块挨打的吗？

他说自己和我算是老乡，家离得很近，从我母亲那儿听说我是靠体育成绩特招上的高中，“我以前也是体育特招生。”

我一下来了兴趣，好奇地问他，体育生毕业一般都是当体育老师，你怎么当律师了？

许涛说他当初和我一样，也喜欢打架，也爱打抱不平。有一次碰见几个男同学欺负一个女同学，他看不下去，就把那几个男同学痛打了一顿，结果被关了一天派出所，还被罚了钱，而且差点被学校开除。

“那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义气不能滥用，暴力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学时我选择了法律系，毕业后做了一名律师。”

许涛的讲述让我想起了当初和自己那帮狐朋狗友厮混的时候。

有天，一个朋友鼻青脸肿地找到我，说他在赶集的时候和人起了争执，吃了亏，让我去帮他出口恶气。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打架斗殴就像是家常便饭，我没多想，一口答应下来。

我们在集市上堵住了仇家，把人打了一顿，我的嘴唇也被开了一个豁口，鲜血淋漓。

可不久我便听说，我那朋友之所以被打，是因为他看编筐子的姑娘漂亮，上去搭讪，小姑娘不搭理他，他就开骂，小姑娘的哥哥看不下去才动手教训他。

我去质问那个朋友，他痛快地承认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欺负小姑娘，我自知理亏，打算登门去跟姑娘赔礼道歉，我那个朋友原本不太愿意，被我硬逼着一起去。

结果小姑娘的爹反倒没有生气，还告诉我，要是真心喜欢他女儿，可以请媒人过来，他家祖祖辈辈是编筐子的，手艺特别好，可以把这门手艺都教给我。

我忽然想起走了很远的路，在漆黑的麦场里找我的父亲。能被人原谅，被重新给予一次改正的机会，真的很幸福。

可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为什么要放火？”许涛突然发问。

“据我了解，你与被害者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没有杀人的动机。是你自己拿主意要放火，还是你二叔拿的主意？是你自己去放的火，还是和你二叔一块去放的火？想杀人的是你二叔对不对？”许涛说着自己的推测和判断，语气却非常笃定。

没等他问完，我就直接打断了他，“许律师，你别问了，是我自己去放的火，我什么原因也没有。”

火的确是我放的，还烧死了人，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而且我已经在第二次的口供里改口说，我是自己要放的火，再辩护也没什么用，我早晚都得被枪毙。

也许是感觉出了我的抗拒，许涛没有再继续询问案情，他一改冷静，整个人愤怒地吼了起来——

“即使是枪毙，那也得死得明明白白的，至少得让死者家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不能你死了，很多年后还让别人指着你的坟头说，就是他，杀人犯！你让你爸爸妈妈、兄弟们怎么做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二叔不可能说出真相，你再不说，怎么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许涛的话彻底点醒了我，那葬身火海的一家四口要的不是一命抵一命，而是真相。

“你必须告诉我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

许涛告诉我，当晚饭店里的四个人没有全部被烧死，饭馆老板和最小的女儿逃出来了，医院接受治疗。

这个消息让我的负罪感稍稍减轻了一些，我想继续听许涛说下去，他却说得走了，医院看望受害者。

我这才知道，家中的父母仍在为我到处奔走。

受害者家里一听说是纵火者的母亲，不见，也不让进病房，许涛就带着母亲每天守在重症监护室外听着人家骂，再难听也不吭一声。

等饭店老板恢复意识后，许涛跟对方耐心地沟通案情，“火虽然是他放的，可他与你们家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放火？他肯定是被他二叔利用了，现在他二叔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他身上，他又因为自责认下了全部罪行，如此一来，真正想要你命的人会逍遥法外，不想伤害你的人却要被枪毙。”

许涛说，如果让二叔推卸责任，跑了，“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后来受害者家终于让我母亲进屋了，医院跑，送吃的，送医药费，道歉，“我儿子该枪毙枪毙，该偿命偿命，先救命，先看病，我砸锅卖铁也管。”

许涛激动地说：“你爸爸妈妈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活着，如果当时你真知道里面有人还去放火，那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但我们都知道，不是那样的。

临走之前，他告诉我，我爸妈托他送一些夏天的衣物给我，下次会一并捎给我。

我突然有了盼头。

哪怕是死刑犯，依然有人在等着他过夏天。

一个星期后，家里给我送来了背心、短裤，还有一床被子。

被子非常厚实，大夏天根本用不上。没等我琢磨明白，牢头老青一把将被子抢了过去，坐在上面笑嘻嘻地说，正缺条厚被子当坐垫呢，天天坐床板，屁股都坐出来茧子了。

老青是我们监室的老大，已经是个“三进宫”了，这次因为抢劫杀人被判处死刑，只等法院复核之后执行了。

他对我非常照顾，把我提拔到“二铺”的位置，相当于是监室的二把手。

我的被子寄来那天，老青一直坐在屁股底下，直到中午午休，其他犯人都睡着以后，才悄悄对我说：“你把被子用手仔细摸一遍，里面肯定有东西。”

我将信将疑，把手伸进被子里——

在被角上，还真摸到了一张对折在一起的信纸，偷偷打开一看，是爹写给我的字条：

“孩子，如果你确实没想杀人，就把这个案子的真实情况对办案人员和律师说，千万别犯傻。记住，是咱的责任咱不推，不是咱的责任咱不揽。”

这一番话让我感觉又回到了爹追出来找我的那个夜晚。我自己都想放弃了，爹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我。

老青接过信看完，小声告诉我，这封信留着是个祸，必须处理掉。说完，把信塞进了嘴里，咀嚼几下咽了下去。

在我诧异的眼神中，老青像个老大哥一样嘱咐我，“把你的案子从头到尾好好梳理一遍，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律师最迟后天就会来看你。记住，不要对律师隐瞒任何问题。”

果不其然，第二天许涛就来了。

见面第一句，他就问我，衣服和被子你都收到了吗？

我如实回答，收到了。

许涛加重了语气，又问了我一遍：你确定——收到了吗？

我同样加重了语气回答他：我确定——收到了。

这是老青教我的，和律师对话，要学会听懂言外之意。比如律师会当着看守所民警的面告诉你，要坦白并如实陈述自己的罪行，该交待的一定要交待。那么他真正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不该交待的千万不要说。

在确认了我的答复后，许涛没唠家常，而是直接告诉了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清醒过来的饭店老板恼羞成怒，也不在乎什么脸面了，一股脑将他与二叔之间的过节全部告诉了许涛。

“你二叔跟饭馆的老板娘其实是情人关系，饭馆老板撞破奸情之后，就开始经常勒索你二叔钱财。那家饭馆平时晚上确实没有人，但碰巧那天老板娘的姐姐从湖南来探亲，老板娘把姐姐一家安置在家里，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去饭馆过夜。你二叔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下手的。”

我仍然处在震惊中，二叔居然是这种人，不仅插足别人的婚姻，还想杀人灭口？而我竟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替死鬼。

许涛让我不要着急，他说饭店老板已经明确表态，对于玩弄了自己媳妇又想要自己命的二叔，一定要让对方血债血偿，让我好好想想，有没有遗漏或者忽略了什么？

我一下想起了一件一直都没弄明白事，就是我去放火前，二叔给我的那段粗铁条和钳子，还要求我用铁条把饭馆屋门拧死。

饭店里当晚要是没人，他为啥要提这个要求？

而当时因为嫌麻烦，我并没有按二叔的要求做，直接把铁条和钳子丢到路边沟里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许涛那张谨慎的脸上看到轻松的表情，他深呼吸了几次，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幸亏你没按照二叔的要求去做，这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

“足以证明二叔就是想杀人，同时也证明了你没有杀人的动机。”

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能不能活命。许涛让我再想想，还有什么能证明，就是二叔让我去放火的。

我又想到二叔给我的塑料桶，他交代我放火后要一起烧掉，但是那天我因为太害怕，跑出好远才发现桶还在手里，就直接把塑料桶带回家了。

许涛听我说完，急匆匆地收拾公文包离开了。

回到监室，我把许涛提审的内容原原本本告诉了老青，老青皱着眉头思考了片刻，面露喜色，“这次你小子想死都难了。”

同监室的犯人都知道我身背四条人命，纷纷围上来问老青怎么回事，老青一本正经地说，我兄弟命好，遇到个好律师了。

我非常感激许涛，同样也替老青可惜。

我曾经问过他，你都几进宫了，对法律这么熟悉，为什么还去抢劫杀人呢？

片刻沉默后，老青告诉我，兄弟，你相信吗？如果有来生，我绝对不会走现在这条路。

行刑那天，老青被武警从床板上抬起来，拼命地蹬着腿晃动着身体挣扎，“放开老子！老子自己能走，就是死老子也要死得硬气，绝不能像猪一样被你们抬着！”

“放下他，让他自己走。”武警支队长下令武警战士放下老青的双腿，左右两侧的武警紧紧挎住老青的胳膊。

“谢谢队长成全。”老青表达着最后的感谢，并提出最后的要求，“家里如果来给我收尸，就告诉他们，把我埋在家后的河边上，我老娘经常去河边洗衣服，我想多看她几眼。”

走出监室门，老青停住脚步，扭头最后看了一眼——我趴在窗户前，目送他最后一程。

只听他说：“兄弟，哥先走一步，等你出去后找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就是在外面要饭，也别再犯法进来了。每年的今天，记得多给哥烧点纸钱！”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狭长的走廊里传来哗哗作响的脚镣声。

几天之后，警察又一次提审了我。许涛带着办案人员找到了塑料桶，还有我丢掉的钳子、铁条，上面提取到了我和二叔两个人的指纹。

在铁证面前，二叔交代了他的罪行。

我保住了命，但依然要承担犯错的代价，许涛宽慰我，“你现在还年轻，出来也就三十多岁，干什么都不晚。”

案件再次移送到检察院，在全面调查取证后，检察院将二叔的犯罪性质定性为“教唆他人犯罪”和“故意杀人罪”，将我的犯罪性质定性为“放火罪”，并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如期而至，开庭当天坐满了旁听群众，我的父母都在，作为受害者的饭店老板亦参加了庭审，并当庭表态：可以给我留条活路，但是二叔必须血债血偿。

最终，我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二叔被判处了死刑。

年7月10日，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二叔被押赴刑场，我则作为陪绑，亲眼目睹了二叔被执行枪决的过程。

刑场是一条古河道，非常宽，水不多，两岸长满了青草。

二叔和其他六名死刑犯一字排开，跪在地上，后脑勺的头发都被剪去一块，露出头皮。

听所长说，这是为了枪毙的时候好瞄准。

我们陪绑的在死刑犯后面大约十多米远。突然，一个指挥官吹了一声哨子，举起手中的小黄旗，这时，武警就把枪顶在死刑犯的后脑勺上——

小黄旗挥下，武警开了枪。

随着枪声响起，我们一块陪绑的有好几个当场瘫倒在地，我也吓得一哆嗦。

真的和炖豆腐差不多，那个场面会威慑我一辈子。

当真见过发生在眼前的死亡之后，我才明白自己苟活的意义——承担自己应受的惩罚，尊重生命，而不是简单的“一命抵一命”。

二叔被枪决之后，我被送往监狱服刑。我那时的女朋友在外边等了我十年，每个月给我寄一张照片，在我三十三岁出狱这年，已经攒成了一本厚厚的影集。

可女孩已经被家里人催着和别人结婚了。

18岁那年的火早已经灭了，但仍有一些人的后半生挣扎在灰烬里。

我现在还是会时常想起父亲、许涛、老青、甚至饭店老板一家。十几年后我还能够拥有新的开始，而那些因我丧命的人却再也没法继续他们的人生。

谁都会犯错，但并不是谁都能被原谅，获得一个改正的机会的。愧疚和忏悔狠狠敲击着我，在后来的每一天里。

这是在感受自己还活着之外，更残忍、但必要的一件事。

最初杨不换对法律的认识非常简单粗暴，“一命抵一命”，死了人就要有人偿命。

这种想法看似合理，却会让很多犯罪者最后一根理智的弦绷断——似乎只要把自己这条命赔进去，恶行带来的煎熬也会因此得到开解。

但杀人偿命，就是真的认罪了吗？

许涛的话或许给了我们答案，除了血债血偿以外，也需要给受害者一个能接受的交代。而真心的认罪，也绝不是简单地放弃求生意志，恰恰是在认识到生命的可贵之后，更感同身受自己的错误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杨不换跟我说，自己叫这个名字，是取“浪子回头金不换”之意，对于这捡回来的“第二条命”，他用15年的煎熬和痛苦才明白了它的重量。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渣渣盔二饼

插图：徐六耳小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