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监狱的死囚仓伺候几个“大佬”时，遇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男人，他是某重点大学的院长，狱友们都叫他“教授”。

“教授”因为连杀两人，背叛了死刑，可是随着和他相处的深入，我越来越不相信他会杀人。

而教授从来都对自己的案子闭口不言。

“教授”究竟会不会杀人，他与恶的距离有多远，可能你读完这篇文章，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1

我原以为“教授”只是一个花名。

初来死囚仓的那个早上，仓友带我们新来的去认识仓内4位死囚大佬。

刚进到死囚仓，一种凉意扑面而来——房间的顶很高，上面开着天窗，风从四面八方涌来，整个房间冷如冰窖。

仓内一道不足5平米的墙壁上，几十套刚洗过的衣服挤挨着用纸皮裁成的架子挂在一起。这里没有太阳、没有空地，所有人的衣服都湿漉漉地叠在一起。

我走进大佬们的睡仓，首先注意到了一张近两米宽的水泥床，四位死囚或坐或站，相互之间隔着一米，每人脚上无一例外都戴着一副大拇指粗的脚镣，脚踝四周用袜子包着。

插图师根据真事情景还原

角落一位看着很苍老的老者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戴着一副黑色的边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全英文的《国家地理》杂志，正在最靠厕所的边上聚精会神地看书。

新人进仓，死囚们明显很兴奋，找我们热情地聊着天，旁边一位小个子“威哥”更是手足并用，不时地站立又卧倒，脚上的铁链砸得哗哗作响。

这么大的动静，那位读书的老者却仿佛隐形一般。我走过去，看到他的旁边整整齐齐码着很多书，还有几本圣经。

我向他打了招呼，他抬头看了我们，有一丝被打扰的不愉快。但还是礼貌地说了一句：“小伙子你们好！”样子就像读书时的校长一样。

这样的反应给了我一种错觉——如果不是他脚上还戴着明晃晃的脚镣，任何人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死囚。

他的身上没有一丝罪犯的影子。

一个仓友都称呼他为“教授”，而叫旁边的死囚都是“哥”，我便开玩笑地问：“怎么其他的大佬都叫哥，你却叫这个老头是教授？”

“兄弟你家里几时通的网络？”仓友一脸震惊地问我：“连2年前满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授杀人案都没有听过吗？他就是那个教授啊。”

我有点懵，努力地在脑子里回忆起那个事件——年清晨，一个大学博士生导师拿着一把水果刀，躲在地下车库，后来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同事夫妇，最终自杀未遂。

杀人者和被杀者的身份都太特殊了，这件事在我们市无人不知。

我努力回想那时网上他的新闻图片，可眼前的这位老人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的头发花白且稀少，身上瘦了很多，脸上满是皱纹。

新闻上说他50来岁，放出来的照片是一个正当年的中年形象，但现在的他看着像70多岁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这么“高端”的人物共处一室。

10多天前，这个老者刚被宣判死刑、戴上脚镣，从老兵仓转来了死囚仓，是我们仓的“4号”大佬。

在死囚仓，新来的死囚都会被一条N型环牢牢固定在床前，只能在一小块暗红色毯子大小的地方活动，连吃喝拉撒都靠我们这些轻刑犯“服侍”。

这里监禁死囚的极刑让一个人早早尝到失去自由的绝望，接受这种现实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教授的处境更艰难一点。因为杀了2个人，他的脚镣足足比其他死囚短了一倍，只有30厘米长。

30厘米，比一本大学教科书长不了多少，刚来的十多天及临死前的每一天，教授只能被困于这一本书大的地方。

可他平静极了，没有任何反常，甚至没有任何波动，就像一潭死水。

2

所有时间都用来看书的教授，身边锁着的偏偏是“活跃异常”的威哥，相隔不到一米。

我第一次和仓友聊天提到威哥时，他们就“警告”我，千万不要随意和威哥聊天，也不要和他走得太近。

我抬头看了眼威哥，他白白净净，个子小小的，囚服穿在身上都显得过大，看着比身边三个死囚都要无害。

仓友提醒我别被威哥的外表给骗了，“那就是个神经病，惹到他就麻烦了。”

我很快见识了威哥的危险。

每天中午，死囚要活动身体，马哥和填哥都爱叫我们过去他们面前运动，人多热闹些，万一抽筋了也有人管。

威哥每次都动员我们和他一起，可根本没有人理他。

我发现威哥做运动非常用力。他爱做俯卧撑，但他只有三根手指。每次俯卧撑，他都把全身力气压在那三根手指上。

日积月累的强行使力已经让他残存的手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形，但他丝毫没有顾忌，整个人斜着身子夸张地上来、下去，每一次起身都格外艰难也格外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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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问威哥：“这样运动有啥意义？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的。”

威哥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运动能让我保持好的体能，一个闯江湖的人，哪怕到死也得保持好体能，这样才能征服别人。谁要是惹到我，我随时能把他搞趴下！”

他白白净净的，在教授旁边说这句话，就像一个吹牛的孩子一样，我只觉得有点好笑。一个只剩三根手指，还被7、8公斤铁链锁住脚的人，还能怎么厉害？

威哥也和其他死囚一样，被牢牢锁在水泥床的一个N型环上，他的吃喝拉撒都要靠别人完成，但他总要把日常的每件小事做到“自虐”的程度。

威哥脚下固定N型环的瓷砖周围，全是深浅不一的坑，这些坑来自威哥另一种自虐式的运动：

死囚们戴着7、8公斤重的脚镣，根本抬不起脚蹦跳，说是运动，最多就是在床上艰难地跑一跑。而威哥抬脚、落地的每一下，都要用尽自己最大的力气。

同仓告诉我，威哥面前的水泥台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新坑，那些坑都是他用脚镣在瓷砖上生生砸出来的。

坑会积水，没有瓷砖的水泥床很难干，所以看守所总是会帮威哥用水泥抹平那些砸出来的坑，再贴上新瓷砖。其他死囚一年都不用换的瓷砖，威哥一个月就要换一次。那砸出来的仿佛只有一个“狠”字。

威哥还会站在原地对着虚空挥拳头。那种打拳的状态总让我觉得如果他对面站着一个人，他能把对方活活打死。

3

威哥很快招惹上了教授。

教授来到死囚仓10多天了，还是没有适应排泄，这给了威哥绝佳的嘲笑理由。

待过看守所的都知道，里面的饭是陈年老米，异常干硬，很少油水。刚进来的所有人几乎都会便秘，非常痛苦。

死囚们被锁在原地，活动量大大减少，排泄更成了一件难事。其他的死囚最多1、2天排泄一次大便，而教授总需要3天左右才会排泄一次。

教授最尴尬的时候，就是当着众人的面大便。尤其是他还被锁着，无法自己去厕所，每次都需要我们轻刑犯帮忙。

死囚用的大便器是塑胶做的，前窄后宽，为了防臭味，我们会在里面提前放好水，所以大家形象地叫大便器是“船”。

每次“开船”，教授就会一直对旁边的威哥道歉，说不好意思臭味熏到你了。

这时，威哥就会开口调侃他：“老头我还没被打靶，就要被你臭死了。你多吃点水果好吗?”

威哥还要抬起头，对监控大喊，政府啊你们为什么不优待俘虏，你是派教授这个天屎，来折磨惩罚我的吗？

一旁的我们很尊敬教授，总是一脸无奈看着教授被威哥调侃到涨红了脸，不断地喃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假如哪次教授过了3天还没有排泄，威哥就会在一旁念叨：“教授你这次是打算做什么毒气弹？再憋下去你不死，我也会被你臭死，你要不给我个痛快杀了我吧。”

每每这个时候，教授就会不停地喝水。

其他三位死囚大佬，每个人都有2个饭兜，每个人选2份饭菜，而教授却只吃一份。他说吃一份都排泄困难，再吃多一份怕影响隔壁邻居。

威哥常会逮一些时候故意取笑教授，只有到了洗澡的时候才会消停下来。

洗澡对于死囚而言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他们需要把裤子从脚镣和脚裸间不到60毫米的空隙里脱下来，难免会剐蹭到脚裸上的肉。教授的脚镣最短，这对他越发艰难。

寒冬腊月天里，南方湿冷的空气直往人骨头缝里钻，每次洗完冷水澡四个大佬要在冰冷的水泥床上等30分钟，等我们帮他们把水泥床和脚镣上的水抹干净才能穿上裤子，又冷又没面子。

有一次，一个死囚在等待抹干床的过程中，因为年纪大，身体虚，直接冻得栽倒，头磕到水泥床上。

但威哥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只有三根手指，动作非常吃力。几个人冻得瑟瑟发抖，威哥强撑着装得像没事，面色发青也不喊一句冷。

他总是倔强地用残缺的手指扯着囚裤，常因为使蛮力把本来就有些溃烂的脚裸弄得出血，脱下的裤子上都带着血和脓的混合液体。

好几次我忍不住想上前帮他，但他都不耐烦地拒绝了我，然后一边露出痛苦的表情，一边继续往下拽裤子，让伤口被摩擦得更狠，像是怕极了被我们怜悯。

4

天气越来越冷，南方的寒冬凉意钻骨，看守所的窗口统一没有遮挡，房间很高，上面通风，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

这样的环境里，教授作为年纪最大的人，待得非常艰难。

我们盖的是军被，起床了要按照军人一样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教授不会“砌豆腐”，被子每次起床都乱乱的，仓内的人便自发帮教授叠被子。

我第一次帮教授“砌豆腐”的时候，发现他的被子和毛毯居然都是潮湿的，摸起来冰手。

旁边一起值班的同仓解释说，教授底下没有垫纸皮。

那时我才反应过来，教授的毛毯下面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垫着厚纸皮，而是光秃秃的。

在看守所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和短暂的训练，其余时间被锁的死囚只能穿着一条单薄的长秋裤，坐在铺着瓷砖的水泥床上打坐。每天早中晚三餐过后，我们会用水抹干死囚要睡的床，下午洗澡还会打湿床面。

抹干的只是表面的水迹，其实底下的水泥床被凉水渗透、湿透。那一平米的小空间里，水根本无法避免，纸皮是防潮寒冷的唯一抵抗。

几度的天气里，死囚身下的瓷砖像冰块一样。不想被冻死的死囚，都会在自己身下的毛毯上垫上几层厚厚的纸皮，7天不到纸皮就会潮湿不堪，只能更换新的。

教授在看守所呆了这么久，竟然一张纸皮都没有，他底下的毛毯和睡觉的被子的情况可想而知——他估计夜夜都在刺骨的湿毛毯里睡觉。

纸皮不难买，只要买整箱泡面，把箱子留下就行。教授的家境几乎是这里最好的，他不可能连泡面都买不起。

5

我在新兵仓的时候，别人送了我一个泡面箱，我很想把纸箱送给教授，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和教授虽是老乡，可平时除了我值班时帮他处理吃喝拉撒的问题外，彼此鲜少交流。

在仓内，大家每天谈的都是些江湖往事，或者在外面的风花雪月，教授和我们这些社会边缘人根本没有共同话题，大家的思想、观念都不相同。

哪怕我们在教授身边聊天，或者主动找说话，他有时都反应不过来。

我们和教授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也不便去打扰。我和教授第一次说上话是因为一杯热水。

每天下午2点，看守所准时供应一次热水，那是冬天里的唯一温度。但我们仓离烧水的锅炉房几百米远，流到这里的开水只有前面几壶有点热度。

抢那前几壶热水成了大家最期盼的事，要是谁能抢到，泡上一杯奶粉，或一杯劣质的袋装茶，那绝对是一天最值得高兴的事。

教授的位置在角落，距离出热水的水龙头相隔不到一米。每到出热水的时候，我们会蜂拥而至，挤在他的周围。

可教授非常斯文，又不屑与人争这些小东西，所以哪怕他离得最近，也从来没有打到过热水。

我那天值班，离水龙头很近，出热水时，我注意到教授一直看着我，便拿着他的瓶子帮他打了一壶。

教授接过我帮他抢的热水，重复地说着谢谢。他说他一直都没有抢到过热水，所以没有买过茶叶和奶粉，不然就拿包茶叶或者奶粉请我喝。

他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的旁边。一壶热水让我和教授的关系近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和教授坐这么近。教授身上的衣服因为长期的阴潮，发出很难闻的霉臭味道，他说话的时候我还能闻到他满嘴的大蒜味道。

我问教授冷不冷，教授在一旁点了点头，我便顺势说：“你怎么连纸皮都没有啊，是当时没有收集吗？需要我拿纸皮给你吗？我还有一块大的，我不怕冷。”

教授只是摆了摆手，和我说叫我自己留着用，说我还年轻，不能在里面得风湿病了。

他告诉我，他所有的纸皮，都留着写“书”了，离开老兵仓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书”留给了里面一位“学生”。

教授被关在老兵仓的时候，爱上了看圣经。那时的老兵仓转来一个人，没什么文化，却也信仰上帝。

他和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教授经常从国外的书中给他讲解上帝的故事，他便称呼教授为老师。

教授说他知道自己杀了2个人判死刑是迟早的事，早晚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如朋友一样的学生。他走了，就不会再有人给他讲解圣经了。

教授便把自己的想法用在看守所唯一能买到的特制笔芯、信纸上，开始写一本他的学生能够看懂的圣经。

一本本信纸，一支支笔芯，教授花了6个多月硬是写出了一千多页的书。教授写了几十本信纸，用所有的纸皮裁成一张张书皮，用来保护这所谓的“书”。

我问教授，这本书叫什么？他说叫《救赎》。他这辈子写了很多教科书，用那些书学习知识的学子千千万万，可是却没有一本能比得了这本专门为一个人所写的书。

“这本书代表着自己的救赎，也代表着悔罪。”

6

在教授一个字一个字写《救赎》的时候，威哥也在进行着自己的“事业”——他在一颗一颗地积累感冒药，足足攒了几百颗。

这是一个死囚在最后时光里唯一的消遣，同仓人都不好意思和威哥抢药。

死囚一旦被锁就再没有翻身之日，性欲会退化，感官会变得迟钝，数十年如一日的乏味和单调会把人逼疯。

而这几十颗感冒药下肚，人会有一种“昏昏欲睡”的快感，和嗨药很类似，算是那让人窒息的一平米内难得的“刺激”。

那些药是威哥平时一颗颗攒下来的，轻易不舍得吃，囤上好几天才会一次性拿出几十颗吞下去。

很快，他就因为“嗨药”在仓里闹了一个大动静。

大年初二，听说外面爆发了新冠疫情，管教们为了大家的安全，搜查了死囚大佬们的私人物品，翻出不少违禁品，其中就有威哥私藏的满满几百颗感冒药。

这数量巨大的违禁品让好脾气的林管教都发了飙，三个大佬，除了教授，全部被戴上了手铐“锁乌龟”。

“锁乌龟”就是把死囚的双手锁在他们自己的脚镣上，人只能像大虾一样勾着腰，连基本的吃饭、排泄都得保持这个姿势。

最苦的是无法睡觉，脚和手绑在一起，任何一侧身子都无法着地，人会被迫一直使劲撑住躯干，一天下来，腰椎像要断掉，骨头缝里都发酸。

这是死囚仓里严厉的处罚，另外三个死囚进来三四年，这是第一次被锁。

不久，有的死囚犯就忍不了了，有人尝试割破自己的大腿动脉自杀；有人一直在叫喊自己腰断了、废了；威哥虽然也快撑不住了，但还是嘴硬不肯服软。

这次“锁乌龟”锁了大佬们好几天，威哥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刚被放下来，就又去求同仓人去帮自己要感冒药。

以前有人帮他，可疫情期间感冒的人就是“炸弹”，同仓们没人肯去。有个同仓半开玩笑地小声在他面前嘀咕了一句，“威哥你拿这么多药干嘛？等下又要被管教收了！”

威哥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你们是不是看我被管教没收了药，又被锁乌龟，感觉很开心？你是在提醒我这个事吗？”

他的语气太轻了，轻得就像一次正常的埋怨、牢骚。没人留意这句话。

当天下午洗澡，那个小声嘀咕的同仓正好值班，他照例端着水，走到威哥身边。

威哥说够不着，叫他往里面端一点。同仓往里走了几步。

就在同仓靠近威哥铺位的一瞬间，威哥突然双手抱住同仓的双腿，一使劲，把人放倒在自己面前，绷紧手指，两根指头弯成了一把尖刀，向同仓的眼睛插过去，直抵眼窝深处。

同仓根本来不及反应，是旁边值班的人听到惨叫才跑进去按倒了威哥，按响了仓内的紧急报警器。

刺耳的警铃声里回荡着威哥的咆哮：“反正我判了死刑，无所谓了，让你不尊重我！我非要弄死你不可！”

被按倒在水泥床上的威哥整个人依旧绷着力气，使劲挣扎，嘴里骂骂咧咧威胁着那几个按倒他的人。那样子，就像一头被网住的濒死野兽。

被他攻击的同仓眼睛流着血在一旁痛苦地叫，过了一会才努力睁开眼——他眼球几乎被挖出了一半，眼眶里一片血红，眼角渗血。

同仓冲过去要用脚跺威哥的喉咙，我们赶紧拉住，劝他别和一个死囚一般见识。

这话却更激怒了威哥，他歪斜着身子大骂我们合起伙来欺负他一个死囚，还叫嚣着要杀了我们所有人。

仓里年轻、脾气大的眼看就要压不住火了，我们24小时端屎倒尿地伺候他们这群有罪之人，凭什么要受这样的气？

所有人的眼睛都烧得通红，仓里的气氛一触即发。

7

就在所有人濒临失控的时候，管教的声音在报警对讲器里响起，我这时才感觉到一丝后怕。

管教一遍遍要求大家冷静，不到3分钟就带着协警、武警和医生冲了进来，我们除了按住威哥的人以外，全部抱头蹲在地上。

管教一进来，顾不得床板上全是水，立马用电棍电击了还在不断反抗的威哥。水泥床板上还有未干的水，一旁的死囚犯被导过来的电也电得倒在床上抽搐。

管教赶紧用束缚带绑住威哥，让医生和协医院。

威哥见管教来了越发猖狂地挑衅，不知好歹地大骂，“管教来了又怎么样？管教算什么东西？管教总不能一辈子在你旁边吧，下次谁还敢不尊重我，我照样弄谁。”

威哥冲着林管教的声声咆哮，伤的是仓里所有人的心。

威哥的脚长期流脓溃烂，管教不止一次为了他半夜去隔壁女仓借卫生巾，贴在威哥脚上，还亲自给威哥上药，每次低着头抱住威哥的脚，把自己最脆弱的脖颈暴露在这个全仓人都躲着的野兽死囚面前。

每个月，林管教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元给我们买书，他还特意记住仓内每个人的生日，到了那天会给犯人送礼物，带犯人去他办公室过生日：泡杯热茶、抽支烟。

这在看守所里是莫大的幸福。

这样把我们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来相处的管教，全国也少有。

可威哥却丝毫不领情，还在破口大骂。在难听的脏话声里，管教转头出了仓门。

10分钟后，他拿着警棍和铁枝，带着一个协警，走进来了。

我们被轰到外风仓蹲着，透过中间的铁栅栏，我看着威哥被脱下束缚带，戴上手铐。

林管教开始用铁枝用力抽打威哥的手和背，一下、又一下、铁枝砸在皮肉上，衣服被抽烂，血迹渗了出来。

威哥还是满嘴挑衅的话，大叫着，“舒服舒服，再用力点！”那天，威哥就这么硬生生挨了几百下，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软话。

如果说，教授是通过《圣经》来作为自己死前的遗愿，威哥则没想那么多。疼痛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释放。

8

在威哥发疯的整个过程里，他旁边的教授依旧没有丝毫反应，甚至比之前更为沉默。

教授唯一做的一件事，是写了封信找自己学生的关系，偷偷帮着管教涨了工资。

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老管教或许到退休都会只拿几千元的工资，每个月还要摊一千元帮我们买书。

这次疫情或许唤醒了教授的心，没过几天，他居然主动找到了我，问我能不能帮他看看新闻联播，把电视里播报的疫情数据记下来告诉他。

教授待着睡仓最里面，恰巧在电视下方，平日都看不到电视。我成了教授的数据观察员，每天的新闻联播播报数据后，他会认真记录下来。

那时的他，还被锁在30厘米不到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些数字，他说，被牢笼和锁链压得再低，也不要忘记去关爱他人。

后来，他把自己记录的数据写成书信，寄给卫生部门的一名领导，那是他以前的学生。

在我出仓不久前，教授收到了学生的回信，上面写着：“恩师勿念，我辈定当尽力，护国家与社稷周全。”

那位学生还寄来了北大的周年庆明信片，说没有恩师，便没有他的今日。一个在外面官居要职，一个带着脚镣被锁起来的死囚，有着同一颗爱世人的心。

相处越久，我们越不相信教授会杀人，新闻里写着他为了项目经费杀了自己的师弟夫妇，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不止一次问过他究竟因为什么，教授每次都沉默不语。

教授只提过一次自己的过往。那时候我和教授说话，因为他嘴里老是有股大蒜的臭味，我下意识地躲闪。

教授立刻察觉了我的动作，立刻用手遮着嘴巴，连忙说不好意思，没有注意。

仓里南方人多，只有教授会把生蒜泡在辣椒酱里吃。我问教授你为什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教授说，我这一生的成就都来自那个让我学会吃大蒜的城市。

教授16岁的那年就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他从家乡湖南到西安，整整跨越了多公里，这个天才少年第一次离开家乡，背上了一大罐家乡的辣椒。

来到了西安这座古城，异乡求学的少年遇到了他一生的恩师。第一次和老师吃饭，老师就对他说，欢迎来到西安，别想家，好好学习，这里有你喜欢吃的辣椒，还有美味的蒜头。

教授一开始不爱吃蒜，随着学业深入，他慢慢爱上了这道特殊的菜。

教授说西安带给自己的，不但是这个爱吃生蒜的习惯，还有一生的成就——他从16岁一无所有的少年，变成了离开时31岁的硕士。

他考了湖南大学的博士，走之前，那位老导师嘱咐他，这辈子不求桃李遍地，但求教书育人，报效祖国。教授说自己一直都铭记着这句话。

教授说，他吃饭的时候，想西安的时候，就会吃一点生蒜。那个味道是家乡的味道。

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太理解他们这些对于所谓母校、恩师的特殊感情。我只是在那刻突然觉得生蒜的味道不再那么难闻了。

我和教授聊完后，出来自己吃了一颗生蒜，还是马上就吐出来了。

9

被威哥伤害的同仓转去了其他仓，我们整个仓的人被取消2个月的购物，只能吃牢饭，大家对威哥的怨恨情绪到了极点。

威哥挨打后又被锁了乌龟，外加“吃白饭”一个礼拜，没有盐补充很快威哥就一点力气都没了。

前2天，被“锁乌龟”的威哥还在装开心，可后来连吃饭都没人帮，只能自己用手扒拉，到了第5天，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威哥开始便秘，一直发胀却拉不出来，像极了最开始的教授。

威哥身上的伤口也发炎了，晚上睡觉常会疼醒，但没有一个人可怜他。他开始不断哀嚎，我这个新人只好去给威哥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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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再次靠近威哥，帮他背上换药，我心里也有点发怵，但他难得没有挑衅我，还对我说了一声谢谢。

那次，威哥也提到了自己风光的过去。

如果说，对教授而言最重要的过往是一颗生蒜，对威哥则是一辆能在海上疾驰、狂奔的“大飞”。

威哥出生在陆丰一个靠海的小县城，居民靠海吃饭，要面对大自然恶劣的环境，还要面对自古以来海上各种强盗不断的骚扰掠夺。

这种生存状态养成了当地人彪悍、团结、尚武、坚韧的性格，用广东人的一句话说，“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

他渐渐形成一个逻辑：没有靠暴力摆不平的事。在那个混混车后箱基本都装火药枪的年代，威哥敢拿刀去砍拿枪的。

说起这段往事，威哥特地摆了摆只有三根指头的左手说：“你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少了两根手指吗？因为我一个兄弟被人搞了，我去出头。”

那时的威哥单枪匹马去平事，被人用枪顶住脑袋。为了兄弟，他挥刀砍断了自己两根手指赔罪。

我问他值吗，威哥只是说：“你不懂，人要说话算话，手指算什么啊，我打断了那个用枪顶我脑门的人的腿。”

后来威哥为了避风头，跑到离县城一百多里外的香港，当时什么都不会，苦力活又干不了，就靠海搞起了走私：冻肉、红酒、电器。

威哥开上了“大飞”（一种改装过的超大马力摩托艇），也做好了死的觉悟。

威哥得意地跟我说，游客坐的大飞最多装3个涡轮发动机，走私用的一般装6、7个，而自己的坐骑要装够整整8个。

多一个发动机就是多一重速度，也是多一重惨死的可能。

威哥说，能开大飞的，除了走投无路的人，剩下的都是他这样的“疯子”。香港海警的快艇最高80公里，改装后的大飞全程时速超过公里，海关人员见到他们甚至都不会追。

那种速度下的海风简直成了一把刀，从人的身上、脸上、高度紧绷的神经上刮过，加上超载的货物，整艘大飞就是一支被射向海面的重型弓箭，没法急停，撞上什么都会死。

但他说起开大飞这一段，整个人手舞足蹈嗨得不行，像是下一秒为这种肆意的自由粉身碎骨都无所谓。

威哥说，香港的海是刺激的，而家乡的海闻起来是香的。

一趟趟的“亡命走私”让威哥很快在市里买了房子车子，他拿着钱，大大方方回老家摆平了当年那件事。

有钱后，老婆劝威哥收手做个正常生意，但威哥的大飞已经开得太快了。就像他说的，哪怕撞上什么会死也不能停。

他无法割舍金钱带给自己的在宗族老少面前扬眉吐气的荣耀，无法割舍开着大飞飞驰在海面上自由刺激的生活，仍旧在两种气息的海之间一趟趟穿梭。

千禧年，威哥因为走私被抓，判刑十年，罚金高达数百万，名下的所有财产被全部没收。

年走私服刑出狱后，威哥回到了家，却发现自己长大的那片故土在短短几年时间变成了冰毒的生产地。

他的老婆染上了毒瘾，家里的房子被推倒，女儿也因为疏于管教成了混子。一夜之间，他什么都不剩了。

威哥决定放手一搏，把目标瞄准了香港，想学电视里的那样去干一票大的。威哥带着一把枪偷渡到了香港，才发现年的香港治安早已不像7年前那样，如今已经非常完善。

“以暴制暴”的老路走不通了，威哥又灰溜溜地回到了陆丰老家。

这次，威哥想了一个新法子——抢制毒老板的钱，没钱就抢几十公斤冰毒拿去卖。“反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搞到几十万就再买一台大飞，继续跑海上运输。”

威哥放出风要买毒品，到处找货源找卖家。当时还听人介绍，去庄家马哥开的专门进行黑色交易的“地下酒店”里碰过运气，没想到现在俩人就睡在一个仓。

马哥说：“还好你没有认识我，不然我在外面都会打死你，你坏了我的规矩。”

后来，威哥拿了一把火药枪、一堆冥币就去抢劫，当然没有成功。威哥让对方给自己个痛快，带来的冥币烧给自己就行。

没想到毒品卖家看威哥这么够胆量，没杀威哥，还给威哥报酬让他帮忙跑货。

这是威哥出狱后第一次因为“胆识”被人赏识，他满口答应，办起事来却依然是那套老脑筋。贩毒、开房、交易，用的都是自己的身份证，不到一个月就被抓，判了死刑。

他再也没法回到列祖列宗的牌位前扬眉吐气拜一拜“老爷”，没法驰骋在那片他心心念念的大海上了。他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说到这里时，被锁得像一条丧家之犬的威哥感叹了一句：“我真想痛痛快快死在大飞上，而不是被打靶。”

10

后来，我们仓有个人在值班的时候，偷偷从教授的箱子里拿出了教授的判决书。

书上只写着，教授因为师弟举报他贪污，残忍杀害了师弟夫妻二人。

说实话，我们这些和他相处的人，都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教授会找我们仓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聊天，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才能够摆脱这靠违法犯罪的生活。

出去前，教授甚至给了我他妻子的联系方式，让我去妻子的教育学院读书。不知我是不是也是他赎罪计划中的一个。

教授一生帮助了很多很多贫穷的学子，这些学子很多都成了国家或者社会的栋梁之才。

他收到的信许多都是这些学生们寄来的，我看过他很多信，这些学生无不感激当年的恩情。

新闻里写着，教授贪污了16万，可他出版的教科书、技术类书籍和各种书籍的版权费，他的工资、国家补贴、讲座费用，加起来是这16万的无数倍。

后来，一直到我出所的那天，教授也未能和我提及他为何杀人。

他只是在那天轻轻说了一句，一个人得到一些东西后，就会变了。变得想要掌控一切，甚至把控权谋。

我大概猜到些什么，比如，是不是对方掌握了权力，然后与教授在科研方向或经费上产生了争执，教授固执，内心则越来越愤慨，于是动了刀子。当然，也许故事还有别的版本。

那个清晨的早上，他从家里拿着那短短的水果刀，原本只不过是想在大学里为自己的科研生涯做个了结，顺便结束自己的生命。

教授始终不说真相。我只能远远看着衰老、瘦小、虚弱的他，挺直自己的腰背，坚持读着书，直到永远离开死囚仓的那天。

我在死囚仓里的18天，没想到遇上了几乎全家被判处死刑的填哥，把死囚仓外的野猫当成母亲的马哥，还有一个浑身发狠的威哥，一个安静到骨头里的正儿八经的大学教授。

命运就是这样讽刺，他们都得以死赎罪，他们的悔恨也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狱后，我还是时常想起他们，特别是教授与威哥。不过想的最多的却是教授在西安求学吃大蒜的样子，还有威哥开着“大飞”驰骋在大海的情形。

如果没有教授手中的刀子，没有“大飞”里走私的货物，教授现在还会跟他最喜欢的数学与学生在一起，而威哥很可能是个面对大海大声叫嚷的好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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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死刑，教授和威哥的命运可能永远不会重合。

他们分别属于两个社会阶层，性格行为迥异，最终却共处一室，用各自的方式面对死亡。

临终前，教授试图用知识改变世界，而威哥只想着再嗨一次。

威哥曾经如同野兽那样活着，崇尚暴力压倒一切，所有被关押时遇到小事都会激烈反抗；

教授那些说不出口的经历，让他在牢笼里更为压抑。

临死前，在那么小的囚禁地，两人都陷入了极端化，沉默会更沉默，疯狂会更疯狂。

这也是他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死刑犯门的临终行为，就像一个“透视镜”，让人能清晰预见他们之前的一生的轨迹。

最终两人就连留下的东西，都像是他们一生的象征——一个关于大飞的传说，一本让人赎罪的圣经。

我出狱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启了新生活之后，却总是常常想起这两位睡在一起的教授与野兽。

我更想知道，在死刑执行前的那些夜里，教授是否翻开过那本《监狱圣经》的某一页，试图救赎已经迷茫的野兽。

如果有，希望那一页写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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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儿无女被人欺，82岁老奶奶家中遇害，现场留下几百个脚印

作者：唐泰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