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故事

作者：刘登宸

电工班——工厂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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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我在部队提出退伍，因为大姐给我联系了一家工厂，在我插队山西的省会太原，回天津比在晋南近了一半啊。费了很大周折，部队才同意。离队前，宣传队的队长依依不舍，对我说，你先别摘掉领章帽徽，如果到了厂里，安排不顺利，你就返回部队接着当你的兵。士兵退伍，分到工厂里只能在工人岗，虽然我有副厂长的关系，但也得这样，不过我可以选择工种。厂里的一线车间，生产混凝土轨枕和电杆，生产条件差，劳动强度高，副厂长建议我去机修车间。劳资科长说，你当铣工吧，铣工活儿特别重要，开铣床需要极其细心，我觉得你行。我对工厂的工种一无所知，只听说过“紧车工，慢钳工，晃晃悠悠是电工”，就选了电工。我脱下军装，换上工装，屁股上挎着电工五大件就上岗了。电工班人不少，分别在工班和变电室上班。工班要负责安装和维修，只上白班，变电室要负责抄表，三班倒，我到了工班。按规矩，新人来了后会给指定一个师傅，干活儿时，一般跟着师傅。我师傅姓苑，老实本分，说话有点倔。宿舍安排上，一般是同一车间的人住在一块，让我和老贾同住。老贾两条腿都做了截肢，好在保留了膝盖，配上假肢，不用拐杖也能慢慢走。听说是他得了脉管炎，先截掉了一条腿，住院期间，大夫嘱咐他千万不可有性生活，可他没忍住，和陪护他的老婆做了，于是另一条腿也没了，还差点丢了命。我和他住一块，成了他的勤务员，做得最多的是去家属区的小卖部给他打酒。那时还卖散装酒，我三天两头跑一趟，他是真能喝。别看他这样，不能像别人一样出去干活儿了，但是他下电机是谁也比不了的。电机烧坏了，就要重新安装线圈，紫红色的漆包线多一圈少一圈都不行，干这活儿老贾是绝对权威。班里还有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大都是从部队回来的。小郝家在市里，下班后回去，但他也要了一间宿舍，为的是中午可以睡一会儿。他能说会道，爱开玩笑，我说你天天就坐那鬼撇吧，活儿都让弟兄们干了。他哈哈大笑，屁股坐得更稳当了。还有一个和我师傅一样，也姓苑，他在北京当了几年兵，说话爱带京腔。他爸爸也在我们厂，脾气大，高嗓门，人送外号叫大炮，而他在北京二炮当兵，又爱咋咋呼呼，正好顺着叫二炮，他也就认了。但是后来他结婚，有了儿子，谁要是叫他儿子三炮他马上跟谁急。还有一个小卢，不像当过兵的，说话、动作慢吞吞的，小郝说他三杆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他却总想着提干当官。一个姓范的老电工住在工厂附近的村子里，他习惯每天往家带点电料，因为工厂很多电料就是民用的。我去过一次他家，简直跟工厂仓库一样了。班里也有女工，不过她们大部分在变电室。班里有个和我同岁的，长着一张白白的满月脸，在一次评工资时，别人都同意我，只有她反对。过后，小郝给我分析，说咱们退伍兵，又是党员，厂里的姑娘们都盯着呢。一个班里待着，这么长时间，你看都不看人家一眼，可不人家要反对你。——真的是这样吗，谁知道呢？我有一阵天天捧着《电工学》看，老南开中学的学生不怕考试，考业务考安全都没问题，但是干活儿我就笨手笨脚了。没多长时间，我师傅就看出来了，说你在车间呆不长，很快会转干的。所以很多活儿他都不让我干，比如穿着脚扣爬电杆，或者其他危险系数高一点的，都是他挡在我前面。后来让我去变电室值班，车间说我是单身，平时就住在厂里，在宿舍和在值班室没啥区别。变电室有很多变电柜，要求每个小时抄一次表，记录生产车间的用电情况。这活儿凭自觉，我知道有人夜里呼呼大睡，醒来后估摸着填记录表。有个老崔很神，一赶上和我值夜班，就催着我睡觉。我以为他是好意，别人看着我乐，说老崔等你睡了后，他就跑到家属区去了。他的一个老乡犯事入狱，进去前交待他帮着照顾一下他的孩子，哪想到他顺便把人家老婆也“照顾”了。工厂里安全最重要，电工也是相当危险的职业，有一段时间，总是出问题。那天工班里的交流接触器坏了，我把电闸拉了开始修，当我正要把电线从接触器上面的小孔穿过去时，班长来了，可能外面亮里面黑，他没看见，说了声“这么黑，怎么不开灯？”随手就把电闸合上了，我手里可是正握着三相电的裸线呢，“砰”的一声，一个大火球打在了我的眼睛上，让我受了好几天罪。一次干外线，一个照明用的灯泡碎了，我爬上电杆，想把灯口拧下来，明明通知变电室临时断电的，却差点把我从电杆上打下来，幸亏我系着安全带呢。一查，当时厂区住着部队，他们看工厂停电了，就把一根线跟外面的电线搭上了，他们哪知道，这一搭，全厂就都有电了啊。还有一次，我正要出去干活儿，车间书记叫我去出板报，就让小卢去干我的活儿。没想到他出事了，当时要量一下从变压器到一根线的距离，他拿着一截铁丝量，结果铁丝和变压器搭上了，巨大的电流一家伙把他从架子上打下来，虽然架子不高，不巧他摔下来时，脑袋摔在一块砖头上。医院看他时，他还有点不太清醒，却叨咕着，脑子要是摔坏了，以后如果领导让他管几个人还行不行？接连在干活儿时遇到危险，使我对电工活儿心生畏惧。刚好这时厂里知道我的英语不错，派我到厂子弟学校教英语，就此，我结束了不到两年的电工生活。（.8.17）

事故——工厂故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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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当上电工不久，就赶上了一次事故，而且不是一般的事故。锅炉房报修，说葫芦吊坏了，电工班派小郝和我去修。操作葫芦吊在锅炉房的上层，工人手持一个像现在游戏机控制器一样的开关，控制葫芦吊从锅炉房下层把煤吊上来，倒入炉膛中。我们检查了一下，不过是开关里的接线脱开了，只要重新接好就可以。小郝和我一样，是从部队回来的，比我早进厂两年，我俩投脾气，平时总爱互相开玩笑，也愿意在一块干活儿。不一会儿，线重新接好，该试一下了，可这时操作工不知到哪去了。按规矩，试机器是要操作工自己来的。半天等不来操作工，我和小郝就自己试了。我拿着开关，按住上升键，葫芦吊就升上来了。这时小郝跟我逗，我稍稍一分神，突然听到“嘎嘎”的声音。坏了，葫芦吊上的铁钩把顶上的机油箱顶漏了，机油瞬间“哗哗”地流了出来。这下可糟了！锅炉房是全厂的心脏啊！这就相当于把一个人的心脏捅了个大窟窿。厂里两个主要车间生产的水泥构件一刻也不能停止蒸汽养护啊，这下子，全厂得停产了！聋没治好更治成哑巴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还没有改革开放，工厂在计划经济下运行，生产多少，销到哪里都由上级统管，每人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干多干少都一样。所以有的工人一听停工两天，高兴得很，等于平白多出两天假来。但是追查事故是必须的，谁的责任呢？电工班所属的机修车间护着我们，说操作工不该脱岗；而锅炉房说操作工只是去了趟厕所，电工应该在上面等着。当时规章制度不健全，谁说的都好像有理。责任比较大，哪方面也不松口，因为一旦被确定为责任人，必定会影响马上就要进行的调级，工资一落下，别看就那么几块钱，但是再追可就追不上了。不知他们最后怎么协商的，决定由我和操作工各担一半责任，小郝因为只是和我聊天，也许还因为他爸爸在我们系统另一个单位当头儿，所以放了他一码。车间主任是从外单位刚调过来的，与我们不很熟，他找我说这事，好言好语地跟我商量，并许诺以后给我想办法弥补上，弄得我差点就要在责任认定书上签字了。车间还有两位副主任，他们对我不错，悄悄叮嘱我：“这字你可不能签，要是签了，以后不定会受什么影响呢。”工厂有个副总工程师，主要分管电工方面的问题，他也对我特别好，他的意见帮了我大忙。他说，葫芦吊本来是有一个行程开关的，一旦它升到一定高度，触碰到行程开关，葫芦吊就会断电不能继续上升，以至于把机油箱顶漏。操作的人是不用死盯着葫芦吊的。他强调，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工厂混乱，行程开关坏掉后，没有及时更换新的，才导致了这次事故。那时的失误，怎么能让现在的师傅负责呢？专家的话就是有分量，合情合理，难能反驳，于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过私底下，我和小郝互相骂了半天，都指责对方不该在工作时开玩笑。（8.15）

子弟学校——工厂故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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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小社会，尤其不在市区的企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凡企业有点规模，那么商店、学校、医院，甚至储蓄所等等就无所不包了。我从部队退伍分到这家工厂，就有一所学校，还包含初中部。厂里知道我的英语不错后，把我调到了学校，当英语老师。本来学校有两个英语老师的，可是其中一个不知什么神操作，要到外交学院带薪上学，于是调我来补这个缺。因为这门课特殊，不像其他课，可以随便找个老师来教。咱们的政策多变也表现在教学上，一会儿小学设英语课，一会儿又取消了，一会儿英语考试分值在升学时只占百分之七十，一会儿又不计入成绩了，搞得老师无所适从，大部分学生也就不太当回事儿。本来厂区的孩子就淘气，这下就更难教了。每个班都有几个顶尖淘气的，我在讲着课，听到有人在笑，大家都回头看一个学生，天哪，那个学生把一条擀面杖粗的蛇塞到帽子里，扣在头上，蛇头垂下来，在他脸前晃来晃去。我暴怒了，使劲把他推出了教室，推的过程中我的手蹭在墙上，滴滴答答的血流出来，学生发出“啊”的声音，我则像一个硬汉，说：“没事，接着讲。”有个学生总是嘻嘻哈哈，上课时想说话就大声说话，提问他，他反正是什么都不知道。气得我突然问：“生铁多少钱一斤？”他马上响亮地说：“三分。”再问：“熟铁呢？”“五分。”全班哈哈大笑，因为有些家属区的孩子偷工厂的铁卖，废铁价格他们最熟，我知道这个学生就是一个。有的学生就是在老师办公室也不老实，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拳，赶上我们办公室一个女老师脾气特别好，这些学生恨不能在她面前竖蜻蜓、翻跟头。有些学生的家长素质也不高，一次我听到教务主任在和一个家长吵架，家长不停地骂街，教务主任慢吞吞地问：“我说，你是不是吃草长大的呀？”他是四川人，用四川话说出来格外让人忍俊不禁。但是每个班也有很多好学生，上课和作业都特别认真，学得也不错，课间休息时，他们围着我问这问那，他们是我仔细备课的动力。有一个学生，半路转学过来，以前在农村上学没学过英语，但是他很快就跟上了，后来他考上兰州大学，他的英语在大学里仍然是顶尖的。据他说，是我的课给他打下了基础。厂里技术干部的孩子一般也不错，尤其是那些从重点大学分来的大学生的孩子，也许他们继承了家长身上的某种基因吧？整个工厂被一条铁路一分为二，一边是厂区，一边是家属区，学校在家属区的最边上，学校围墙外面就是庄稼地了。厂里只有一个食堂，离学校太远，中午吃饭只好自己做。我特意备了煤油炉，要是到了冬天就方便了，办公室中间有一个取暖的大煤炉，我一到校就先泡上一把黄豆，放在炉台上，等中午时也就泡开了，再去家属区的小市场，买上一点猪肉和菜，每天吃得热热乎乎的。常有学生给我送菜，一把豆角，几个西红柿什么的，说是自家菜地种的，职工见缝插针，总能整出一小片菜地来。而给我送菜的，往往是那些淘气的学生。校长是从铁路局下来的，系统内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干部下到我们厂时行政级别能提半格。他有经验，玩着干，他总是不停嘴地嗑葵花籽，每天上了通勤火车就打扑克，打一路，在学校里也是争分夺秒，一得空就开打。书记是个老干部，也是一个正直的大好人，但他不懂教学，我看他有时闲得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地拍苍蝇。大部分老师住在家属区，让我们在市里住的好生羡慕，他们课间休息时可以回家捅捅炉子，等中午下班时炉子也旺起来了，正好做饭。体育老师就住在学校门口，有时中午让我们去他家看电视，电视一开，不一会儿他就呼噜上了，按说那时他才不过四十来岁吧。办公室里有床，不分男女，谁占了算谁的，一个阶段有个女老师怀孕，大家就自觉把床让给了她。有时床没人用，我也在办公室睡一会儿，管后勤的一个女老师常常来得早，她总穿一双少了一只鞋钉的皮鞋，不是发出“咔咔”均匀的声音，而是“咔——咔”的，像跛子走路。学校女老师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是厂里职工的配偶，一般是中专毕业，后来才陆陆续续分来一些师专的学生。那时，老师们普遍教学认真，但限于专业能力和知识面，他们也很难在教学中别开生面，有所创新。就这样，学校送走了一拨拨毕业生，他们中少数后来上了大学，有了新的天地，大部分还是子承父业，成了厂里的职工。（.3.30）

搞福利——工厂故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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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猪肉供应十分紧张。快过年了，厂里想去南方采购点猪肉，作为年货发给大家。总务科长去了江苏、安徽一带，可照样买不到猪肉。最后费了好大劲，在安徽找到一家卖肉的单位，不过人家只能卖给猪头。总务科长打电话请示厂长，厂长拍板：离年近了，再晚就没意思了，猪头就猪头吧。总务科长是带着两辆卡车去的，很快，满满的两车猪头拉回来了。幸亏冬天天冷，但也不能耽搁时间，必须尽快分到职工手里每人一个。这一天，厂里一派兴高采烈忙年的景象。分到手的猪头是带毛的，大伙都想把毛去掉再往家拿。你看吧，有在开水房用热水一遍遍烫的，有用松香往下粘的，也有浇上沥青，放凉了再往下扒的，还有直接用钳子拔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懂行的专要黑毛的，说黑毛的比白毛的香。厂里有一半人住在市里，需要坐通勤火车，等车的时候，人人手里拎着个猪头，也有的是血淋淋未经收拾的。上车以后，列车员在车上跑前跑后，提醒不要弄脏了车厢。更有意思的，是那住在家属区的，有几户是大家族，其中一家父子两代兄弟姐妹九个人都在厂里上班。他们家的客厅里，九个大猪头一字排开，白白净净地都已经褪了毛，看不出原来是黑毛的还是白毛的了，堪为一景。那时什么都紧张，尤其是吃的，总务科也经常出去搞点回来。记得有一次，我分到一条黄花鱼，就按平常做法做出来，香得忍不住大声叫好。我敢说那是真正的黄花鱼，现在一两百元一斤的也未必比得过它。平时市场里卖的，黄黄的，也挺鲜亮，但根本就不是黄花鱼。那么香的黄花鱼，以后真没再吃过了。总务科也有搞砸了时候，一次拉回一车皮蒜薹，因为闷罐车不透气，天又热，蒜薹全烂了，厂区铁路线的两边堆得像小山，那个冲味儿啊，别提了！有勤俭节约过日子习惯的职工还在里面扒拉，也能挑出一把两把好的来。那时铁路局专有生活段，职责就是为职工搞福利，主要是生活物资，其中又主要是食物。当生活段的段长是个美差，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说，还可以用搞来的物资“孝敬”领导，谁看见紧缺物资不喜笑颜开呀？这个好差事竟让一个从我们厂调出的干部得到了，大伙感叹他家祖坟一定冒烟了。眼瞅着这个家伙从瘦得像只猴，气吹得一样，变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难怪啊，干这个活儿还少得了吃吃喝喝吗？他也整天春风得意，牛气哄哄，平时总有一帮人围着他转。可惜好景不长，他病了。我想他应该得的是糖尿病，身上的膘又退下去了，又成了原来的瘦猴样，而且隔三差五听到他住院的消息。（.9.9）

被组织需要的日子——工厂故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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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远离市区，住在家属区的职工的孩子只能在子弟学校读书。子弟学校建在家属区的边上，一栋大楼中间留了个门洞，穿过门洞进入校园后，对面的围墙外就是庄稼地了。小学部和中学部各占了半个楼，中间不相通。调我到学校教英语，是因为我参加了年的高考，露出头角。年底我才退伍进厂，考前也没做什么准备，而从年恢复高考到年，学校教学已经逐步走上正轨，在校生的学习跟上来了，录取门槛提高了，所以我没考上。可是我的英语成绩一枝独秀，成绩单寄到厂里，于是我成了英语教师。学校的老师大多是中专出来的，是厂里职工的妻子，也就住在家属区。在学校上班，她们很方便，抽个冷子就可以回家一趟，捅捅炉子买买菜。加上中小学各年级都是一个班，教学任务不重，所以教师队伍很稳定。唯独英语老师这个岗位，已有的两个都闹着去上学，先走了一个，这才让我顶了缺。那时小学也开英语课，我去了后教中学，一个女老师教小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些学校也升了格。老师们原来的中专学历也跟着变成了大专学历，工资待遇也随着涨上去。我插队时只是初中学历，现在初中生教初中，一样地教学，而且教得还很好，但提高待遇之类的好事却没我的份儿。那时我刚过三十岁，那个阶段国家也蒸蒸日上，机会很多。铁路局法院需要一个书记员，托关系找到法院的院长，当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又见到我本人时，马上拍板要我。可惜在商调时，我们的厂长坚决不同意，原因嘛——厂长以前想让他姑爷去法院，但院长不要，那么这回你要我的人，我也不同意。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却成了“组织需要”。后来太原铁路局撤销，法院有一个调北京的名额，但是没人愿去，法院熟悉我的人都说，假如那次调成，那么这个名额铁定就是你的了。那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仅可以成为北京人，更主要的是离天津的老娘更近了。书还是得教下去，学校的校长是个典型的让老实人吃亏的人。你不是能干吗？那好，给你加课，除了英语，再加上地理、生物什么的，连小学那边的课也排上了。我那时像个陀螺一样，楼上楼下地转。因为都是单班，“跨课头”上课，经常是备半天课，只讲一次。进修却轮不上我，让谁去，其实是看关系。谁的关系到了，谁就可以去。你去说时，一句“组织需要”，你还能说什么呢？尽管这样，我还是尽心尽力地教学，也取得了成绩，在市里组织考核时，我拿到学校唯一的课堂教学优秀。后来又率先拿到教材教法合格证。学生喜欢听我的课，如果因为调课，停了我的课，学生们就不答应。连厂里的老大学生们，也想听我的英语课。工厂离市里远，冬天的时候，上下班两头都要摸黑儿，有时回到家，孩子都睡了，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又已经走了。想调回市里，也有好多次机会，但子弟学校英语教师这个活儿没人接，我就被“组织需要”稳稳地按在了这个位置上。其实，当年学上得好好的，就让上山下乡了，那也是被需要的，不同的是，那时的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我是党员了，又变成被“组织需要”。想想那个因为个人私愤，坏了我调北京的好事，同时也因此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厂长，我心里说法院接收我，难道不也是那里的“组织需要”嘛！唉——谁嘴大谁有理。一想到这，我心里就禁不住说“日他先人的组织需要！”（.8.19）

特长——工厂故事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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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所谓的英语特长，使我成了子弟中学的老师，但很快我发现它其实更像绳索，把我牢牢地绑在了这个岗位上。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获得更好的发展有大把的机会，但一句“组织需要”如同紧箍咒，使我只能坚守，既不让考学，也不让调走。那时节人们思想传统，轻易不敢离开体制，所以虽然我心中充满不平，但也没办法。虽然心中不平，但当面对单纯的学生时，良心仍驱使我认真上好每堂课。其实好像我挺适合当老师的，不管是英语课，还是其他课，都受到学生欢迎。要是哪一天因为调课，临时取消了我的课，学生们就不高兴。但我不认头老死在这个岗位上，心里想辙。有人善意地提醒我说，校长那个人“眼小”。山西话眼小，意思是喜欢收礼，占便宜，但我就是不想送。说起来，我的文字功底要超过英语，刚开始，当电工时，车间里我出的黑板报人人爱看，有一次春节前，针对很多职工要回家和老婆团聚，我编了一段宣传计划生育的顺口溜，逗得他们议论了好多天，车间一个副主任，一见我就笑：“小刘，哈哈……”我在本系统的报刊和地方报刊不断投稿，绝大多数被采用，稿费寄到财务科，每次去领钱，财务科的人都特别羡慕，我能写的名声也传出来。厂办需要一个秘书，最起码的条件当然是能写。这时已经换了新厂长，厂长找学校要人，当校长还想按着我不放时，到底是厂长“嘴大”，一句“没人教英语那是你的事”，就把我“解放”出来了。我的笔杆子发挥了作用，我主动办了份《简报》，根据生产调度提供的数据，把一个月的生产情况列出来，也把厂里生产环节当月发生的重要事情记录下来，最后写评论。一次年底的《简报》，我写到“全年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但我们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要认真做好检修，为明年的生产早做准备”，厂长看到后，一叠声地说：“这个《简报》好，好！”一到月底，书记也会急着看《简报》。我写的工厂报告，不再是纯公文式的了，我力求简要生动，并带有一点文学色彩，一次厂长问：“‘璀璨’这俩字怎么念啊？”我告诉他：“念cuican”，他笑着说：“好，听着就带劲儿。”秘书的工作非常繁忙，有时去一趟厕所，楼道里就有几个人在喊着找我，一天忙下来很累，路上遇见熟人都懒得打招呼说话，但这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时光。当知青和当兵的经历，让我做事有担当，不拖泥带水。比如，工厂里的车总是紧张，因为厂子在远郊，哪个部门去市里办事都找我要车。医院的救护车都得用上，我改了规矩，救护车谁都不能动用，因为必须防着一旦出事故后没车，开始很多人不适应，吵着吵着，慢慢也就习惯了。这类事情很多，我的工作得到所有人的肯定，我也不断得到提拔。后来我管干部时，子弟学校有活动我会代表厂长去讲讲话，校长笑脸相迎，热情有加，但我觉得他的笑好虚伪，他心里或许会说，到底还是让这小子跑了。特长用好了是特长，用不好反倒会成了特短。在一个单位里，特长得有人用，不用，或者偏偏压着你，你也没招儿。（.11.29）

阿拉伯梦——工厂故事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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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接受了派工去科威特的任务。一去两年，由总工带队，翻译自配。年的高考中，我虽然因总分不够而落榜，但英语成绩一枝独秀十分打眼。于是厂里找到我，建议我去随队当翻译。那时候，国家对外有很多援建任务，厂里有些人就参加过中非铁路建设。出国工作，厂里工资照发，在国外再拿一份，回国时还可以带回三件免税商品，很多人求之不得。带队的总工是个老同济大学学生，他经常让我为他翻译资料。那时没有眼下这么多现代化的翻译手段，全凭着翻词典。不过我在翻译过程中，感觉专业术语好掌握；钢筋、混凝土、灰水比这些词反复出现，译着译着就可以脱离词典了，总工对我的翻译水平挺满意，所以他特别希望与我同行。我对能不能胜任有些顾虑，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宝宝刚出生不久，初为人父，自然难舍难离，我推掉了。于是厂里把在子弟中学教英语的年轻男老师派去了。对随队翻译的要求并不高，工作主要是上传下达生产任务，在采买生活用品时跟着。英语水平不行没关系，当地人说英语也不规范，可是这并不影响交流，可以用英语、阿拉伯语、汉语，加上哑语（肢体语言）并用，一样办事。也有闹笑话的时候，一天科威特方负责人对翻译说了一会，翻译说：今天不上工了，全体体检，医院。几十号人排着队轮流进入诊室体检，每个人都希望快点轮到自己，因为早点检查完了，还可以出去打点零工，比如给别人洗车之类，挣点外快。体检过程中，有人发觉不对劲了，因为每隔一会，医生就从病床下面提出几个透明袋子，里面是红色液体，好像是血。总工赶过来，他平时常说自己是洋泾浜英语，但关键时候还是派上了用场，经过反复核实，原来科威特方负责人是问翻译有没有人愿意卖血，翻译听差了，以为是免费体检。中国劳工在国外卖血，这可是个有损国格的大事情。总工马上喊停，有人一听到是抽了自己血，马上就晕晕乎乎地要摔倒。刚才他们还窃喜呢，因为“体检”一完，就有人递给他们一叠钱。总工为人慎重严谨，马上联系使馆，报告此事，请示该怎么办？使馆的回答很明确，已经被抽血的，该拿的钱就拿，其他人马上撤，不要声张。两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首批援科的人员回来了。家属们喜气洋洋，厂里一时议论纷纷，谁买了哪三大件，谁戴着老公给买的金戒指洗澡洗丢了等等。可是翻译没一起回来，他本来是北京人，通过家里人运作，就直接留在了北京。议论多的还有他们的逸闻趣事，比如每当下工，就有人把水泥罐里剩下的水泥摊在地上，用铁锨切成小块，像太原人打煤饼一样，外国人看不懂，有人就解释说，这是他们想家了。哪承想，第二天他们把这些小块水泥都掺到搅拌机里了，变相地偷工减料，这可是严重影响浇筑质量的事啊。还有的人节俭得很，到市场上捡羊骨头。科威特的肉比水果蔬菜便宜多了，人家卖了肉，就把骨头扔了。他捡回骨头来，小火慢炖，香气四溢，惹得外国人也食欲大动。他们不仅捡回人家扔的电视机、冰箱，还捡拾外国人扔掉的水果、蔬菜，后来使馆的工作人员提醒他们要注意形象。一次，他们捡回一台录像机，里面有录像带，大家聚在一块看，是赤裸裸的黄带，一遍播完，都不说话，也不离开，直到有胆大的喊“再来一遍”，大伙才高声附和。这些人也学会了几个英语单词，从一到十和half，买东西就足够了。不过很快，那些店主一见到他们就赶紧关门，因为无论价格多低，他们都half——对半地砍价啊！以往厂里老职工援非，带回来的东西未免太寒酸，不过是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之类，其实都是国产货。这次，他们带回的是先锋音响、理光相机什么的，已经变成日本货了。很快，第二批又出去了。这次报名踊跃，有个叫韩二的，生得五大三粗，平时好惹事，厂里开始时不同意他去，他拦在书记厂长的汽车前磨，不同意就不躲开，最后还是随了他。这时，我已经在人事科了，我负责送他们去北京，他们先要参加一周出国培训，到防疫部门注射疫苗。之后我送他们到机场，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飞机冲上蓝天。这时我也想出去闯闯了，想着出去后把英语口语过关，再学习一下阿拉伯语，好争取更好的前程。第二批请的是长沙铁道学院的周老师做翻译，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相处甚恰，约好两年后在科威特交接。应该说，如果那时我要求出去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很遗憾，这两年中发生了伊科战争，我们的第二批人马紧急撤回来的。战争持续，此后也再没有了援科任务，我的阿拉伯梦就此完结。数年后，当发动这场罪恶战争的独裁者被送上绞刑架时，我也在心中诅咒他。（.11.18）

小于护士——工厂故事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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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医院的小于护士要和丈夫离婚，嫁给一个比她大不少的普通工人。小于护士的丈夫白净脸，高身材，长得很像电影《小花》里的赵永生，是万里挑一的帅小伙。而她要改嫁的那个工人，貌不惊人，在男人中应该属于中等偏下。并且与他同期进厂的那些师兄弟们，大多已经转成干部，还有一个成了副厂长，他却还是一线工人。小于护士中等身材，面容姣好，匀称丰满，加上举止端庄，为人热情，在全厂上上下下下中口碑甚好。我刚到工厂时当电工被电弧打伤眼时，疼得睁不开，这种伤害没有什么药物可医，就是小于护士给我挤了一小瓶乳汁，她当时正在哺乳期，她说试试这个土办法吧。给眼滴上后，疼痛果然立刻减轻了不少。开始的时候，小于护士的丈夫和她要嫁的那个工人的老婆都不在我们厂上班，他们两家也都没有分到住房。工厂在靠近职工宿舍的地方建了一排临时住房，他们两家紧靠在一起。估计两家的恩怨情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临时住房是平房，做饭得在屋外，出来进去的，两家人想不来往都不行，而两家都有一个成员总是缺位。我们的工厂远离市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交通特别不方便。小于护士的孩子又还很小，丈夫不在身边，生活上肯定会更艰难些。那个工人如果动心思，献殷勤的机会有的是。不过这只是推测，至于两个人什么时候暗生情愫，又是谁先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就是他们之间的绝对隐私了，或许连他们的原配也永远不会搞清楚的。后来他们的配偶先后相继都调过来了，小于护士的丈夫下了车间，工人的老婆到厂幼儿园当园长，他们两家也都在家属区分到了住房，但是两家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小于护士和那个工人铁了心要在一起。我们工厂的职工近两千，家属区在市里，厂区在郊区。大多数职工要乘通勤火车来上班，来了就很难回市里，要想乘公交得倒几次车，很费劲的。不是极特殊的事，最好的选择还是等通勤火车。这种几乎与世隔绝，一来就是一整天的状况，使得工厂的花边新闻也少不了。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多年，人们的观念也有了变化，不再对这种情变的事大惊小怪。对小于护士和那工人的事，人们觉得难以理解——小于护士为什么要舍掉大帅哥，找一个“大叔”呢？我这时已经在厂部工作，对他们两个人的原配也熟悉了。对园长，我只是觉得她脸上的神情总是不舒展，我心里想，是因为她总愁眉苦脸丈夫才嫌弃她，还是因为丈夫的背叛她才苦着脸的呢？对那个工人，倒是好理解，他的原配和小于护士的长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喜欢漂亮女人是男人之常情，何况小于护士除了外貌，身上更有着令一般男人难以抵挡的韵味呢。和小于护士离了婚的帅小伙显得很落寞，闲在的时候，常在厂子里转来转去，也爱到厂部大楼里去。我的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他常坐在我对面长吁短叹。他们的事舆论上都是指责小于护士和那个工人的，但我跟帅小伙和那个工人都有了接触之后，认识上有了些变化。婚姻中的两个人，陪伴只是外在的内容，实际还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鞋子穿得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帅小伙身上好像缺少一点什么，阳刚之气？处事果断？应有的成熟？说不准，但是我能感觉到。我倒是觉得小于护士是个敢爱敢恨有担当的人，佩服而尊重。在他们的事情上，我的认识是和一般舆论反向的，不能表达出来，只能是埋在心里。（.8.14）

评职称——工厂故事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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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厂子规模不够大，又远离市区，医院里没有正牌医学院出来的大夫，几个有医专学历的就是高的了，所以一段时间里，厂医院也没有副高级职称大夫。但是职称评定每年进行，医院里有那么几个大夫总是跃跃欲试，在努力争取得到晋升。这一年有三个人申报，他们都根据卫生系列申报要求比照，认为自己够条件可以晋升。可是以我对申报要求的理解，觉得他们都希望不大。院长的学历虽然只是七二一职工大学，不过他勤奋好学，人也聪明，加上他父母亲又都是系统内有名望的大夫，所以职工都愿意找他看病。我们住在一个大院，上下班经常遇到，我需要什么药，路上跟他一说就可以了。不过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他给我药时，我看到其中有磺胺增效剂，就说我可是磺胺过敏，他说没关系的。我吃了后却过敏了，埋怨他。他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磺胺过敏的人可以吃增效剂，这是学校里教的呀——不知是不是他的老师教错了？他晋升高级职称，学历和年限都不太硬气，更主要的是没有论文。他给我申请表时，我就笑，我说，你填了这么多论文，怎么后面都要加个括号，写上“待发表”哇？你怎么不写“《医院学报》待发表”呢？他也笑，并不反驳。一个老大夫，工厂所在的村子里的人，说一口村里人的话，已经快退休了，虽然只是医专毕业，但他从事工作的年限足够，对这种情况，论文要求已经是放宽了，可他还想让照顾外语，不想考，他说他一点也不会，这辈子除了说村里话，连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还有一个女大夫，学历和工作年限也实在是勉勉强强。虽然感觉他们都不太够条件，但如果能通过也是好事，高评委是由系统内各地的专家组成，行不行他们说了算。医院还有中评委，他们把着第一关呢。我这能报就报上去呗。外语考试时，老大夫进去坐了十分钟，监考看着老人家一直坐在那发愣，等到刚允许交卷，他就跑出来了，直奔菜市场买肉去了。虽然高级职称充满诱惑，但外语试卷如同天书，鸭子上不了架啊。他等于自动放弃了，还是先炖肉解一解口福吧。女大夫的申请表被退回来了，中评委说论文不行。女大夫找到我家，哭哭啼啼，一肚子委屈，非问论文怎么就不行了。我事先已经看过她的论文了，我说别说人家专业评委，我这个外行也看着不大行。我以她的一篇论文为例，解释道，一篇论文至少需要三个以上的案例来佐证观点，你可倒好，这篇论文《论急腹症的治疗》，只写了一次你治疗的过程，顶多算个工作日志，当然不行。只剩下院长一个人了。也许是因为他医院，所以他能够顺利过关，被报到高级职称评委会了。可是他最后还是被否掉了。结果大大出乎院长的意料之外，本来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的父亲事先托了自己的一个同学，并且这个同学还是高评委的负责人。——后来得知上会时，正是他的这个同学首先投了反对票。当我通知院长时，他的脸色一下子黯淡下来，我们俩虽然平时总爱开玩笑，但此时，我只剩下同情了。（.9.8）

难得明白——工厂故事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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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医院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医西医药剂师、大夫护士救护车，样样俱全。医院的院长。唐院长人特别精明，手中有“处方权”，又善于处理关系，既是书记厂长面前的大红人，也和工人们相处不错。医院里的大夫护士本来没几个省油的，但他能压得住阵脚，医院工作按部就班，看上去一片祥和。所以他进步也快，就像他自己说的，早早成了中年、中层、中级。所谓中年，其实他不过三十多岁，与我同年，只是大家一过三十五岁，就觉得自己是中年了。中层指的是职务，中级指的是职称。这两样他在同龄人中拔了头筹。唐院长工作顺利，志满意得。美中不足的是他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他是家中独子，而下面三个妹妹谁也不结婚，其实他这几个妹妹上学时都是校花级的。全家人都在急切地盼着唐院长家能有一个宝宝。好在天遂人意，他近四十岁时，终于有了一个儿子，家人给起了个名字，叫唐全，意思是一切圆满，十全十美。不过他还有个心思，他是1月份出生的，想改改档案，变成11月，好可以晚一点退休。当时我分管全厂干部，能接触干部档案。第一次他说时，我说：“离退休还早呢，怎么想那么多？政策总变，说不定那时你还想早退呢。”他再说，我说：“你这个要求是在砸我饭碗啊。”他还说，我只好用缓兵之计，说：“等我更换部门吧，离开前办。”不过此后，一见到他，我就叫他小弟弟，这只有我俩明白，因为要是一改，他就比我小了。同时他还为他的妹妹们操心。我们都住在铁路局大院，前后楼。每天上下班总能碰到一起，早晨从家到火车站乘通勤车，晚上从火车站回家。他说了好几次，说我进厂后单身时，他怎么没发现我呀，不然的话，他三个妹妹呢，可以许给我一个。说的次数多了，我逗他，我看上你的小妹妹了，他忙不迭地说：“那也行啊！”年春节前，社会上嚷嚷着太原要地震，说太原市地下挖煤挖得都空了，一旦地震，恐怕会和唐山一样严重。一时人心惶惶，外地有关系的都纷纷去投奔。唐院长的妻子是大连人，比唐院长小十来岁，他们是在上七二一职工大学时好上的。刚刚有了孩子，孩子还没见过姥姥姥爷呢，加上又闹地震，她提出回娘家过年，可唐院长不想去，说给你们买机票飞回去吧。他妻子不答应，说连着很多年都是在太原过年，今年必须回，而且让他也得一起走。我了解他，他不像很多人一样爱出差、爱旅游，所以他拖着。他妻子急了，白天晚上跟他闹，不让他睡觉，最后他不得不答应了。他以前就跟我念叨过：“哼，啥都能换就是不能换老婆，要是能换我先换了她。”太原没有到大连的直达车，得在北京倒一下，他托我帮他在北京订了卧铺票。可就在他们离开太原的第二天，一上班，厂里都在说唐院长死了，让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呢？但消息确凿，我想，他总不出门，北京人多车多，是不是在北京遭遇车祸了？但不是，他是猝死在火车上了。人们都成了福尔摩斯，分析看上去健壮的唐院长为什么会突然就死了。——他妻子为了让他一起去大连，磨了一晚上，他没睡成，第二天他值班，赶上夜里有病人，又折腾了他半宿没能休息好，第三天晚上上车，孩子小，一直哭闹，他又没睡成。到了北京，他的一个同学热情款待，盛情难却，他破天荒地喝了一点酒。这些加在一起，是不是导了唐院长猝死呢？又有谁能知道！在登上北京到大连的火车后，他马上爬到上铺躺下了，不一会儿，他又下来了，抓起小桌上的一个茶缸就吐，说不舒服。等他妻子洗了茶缸回来，发现他躺在下铺上，可怎么叫也叫不醒了。火车前方是天津站，站上医务人员用担架抬下他来，一个站上的工人还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盖上。医院后，医生说他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应该是在车上就咽气了。他的小妹妹性格刚烈，不同意嫂子解剖的建议。唐院长的妻子也是大夫，觉得应该把丈夫的死因弄明白，两个人过日子总是磕磕绊绊，别再让人猜测。但唐院长的小妹妹说人已经没了，一解剖连完尸也落不下。后来她又坚持抱着她哥哥的骨灰盒绕厂一圈，说她哥哥的一辈子都贡献给工厂了，尽管有人说这样不吉利，但厂里还是尊从了她的意见。一个精明能干的年轻院长，就这样突然离去了，对所有人触动都很深。最大的感触是一定不要争这争那了，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不过似乎并没过多久，厂里的人们又开始争级别、争职称、争奖金了。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能想明白就好了！——可就是“难得明白”也“难得糊涂”！难！因为我们是近邻，我有时还能在院里碰见唐院长的妻子抱着小唐全，小家伙睁大眼睛看我，我猜想，他可能奇怪他的爸爸到哪去了，这让我心生悲戚。

作者：刘登宸，年赴山西插队，后参军入伍。复员后到铁道部太原轨枕厂，先后从事电工、教师、人事管理、工会等工作。期间在职上大学，取得本科学历。年调入铁道部天津物资管理干部学院，至退休。

来源：30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