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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批沿海工矿企业为保留中国工业的命根而开展的规模浩大的向内地大迁移，不但为中国的民族工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设备、技术和生产能力，更为改变长期来内地工业落后的状况作出了贡献。

1、工厂内迁的提出

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民族企业家中一部分人认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在上海的工厂“如不内迁，势必沦落敌手，也就是间接资敌。纵有任何困难，也要想办法搬出去”。

7月14日，上海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即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立即推行粮食统制、资源统制、交通统制、各地卫生机关人员材料统制、民众组织与训练及金融财政筹划等六项措施，明确其中的资源统制由资源委员会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会同筹办。

7月24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召开会议，商量资源统制问题。会上有人提出，有必要调查上海华人企业现有工具机器并接洽有无迁移内地的可能，估计其迁移及建设费用或询明收买价格。

会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个有关动员工厂内迁的条陈，要求批准两件事：

一是资助拆迁上海主要民营工厂移至后方生产，以利继续抗战；

二是紧急拨款抢购积存于青岛等沿海城市的水泥、钢材、木材等战略物资，以供防御之需。

7月24日会议决定分为财务、矿冶、燃料、机器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及专门人才等八个小组分别研究。

7月28日，机器和化学工业小组召开会议，商讨沿海工业内迁问题会上，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提出将上海机器业工厂迁往内地的建议。

虽然会议未达成最后共识，但是此时国民政府已经下令，由资源委员会调查上海民营工厂的情况，接洽内迁事宜，并估计迁移及建设费用。于是资源委员会即派林继庸等人赴沪调查。

7月30日，上海工商业界的领袖之一、上海机器厂的胡厥文也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举行执委会议，专门讨论工厂内迁问题。

8月3日，林继庸随带拟就的内迁草案抵沪，与上海工业界一些人士共同商讨内迁事宜。随同前往的还有资源委员会的两名职员庄前鼎和张季熙。

第二天，上海市公用局局长及工商界的胡厥文、吴蕴初、薛福基、支秉渊、颜耀秋等人应邀开会，大家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工厂内迁。

6日，胡厥文召开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会议，林继庸等人亦应邀出席。经过一番动员，会议最后同意内迁。

林继庸在会上对资源委员会拟订的内迁条件草案作了说明，大家经过讨论，基本接受，但提出了四点不同意见：

(1)不接纳草案中关于内迁厂保息六厘的优待办法，认为机器五金制造厂并无需要研究的技术问题，故不需要如同时特种工业之补助措施。若有保息办法，反足以奖励不努力工作之厂家的怠工。

(2)对于厂地及建筑费用，改政府低息借贷为无偿给予。这些费用共约万元，包括工具机余部与生财之运费、工人川资30万元，房屋12万平方约万元，地皮亩约10万元。

(3)如内迁工作停顿，须转移地方时，政府要发给搬运费。

(4)认为资源委员会指定内迁地点为汉口日本租界附近，不甚安全。

为郑重起见，会议还决定由胡厥文与颜耀秋一起前往南京，向钱昌照当面报告会议情况。

在此期间，林继庸还在上海先后与中国酒精厂、天利氮气厂、大丰工业原料公司、中国煤气公司、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新业工厂等八家工厂商讨内迁的可能性。

2、工厂内迁的方案

8月6日，林继庸回到南京汇报在上海的调查情况。9日，钱昌照根据调查情况与实业、铁道部、交通部及军政部兵工署等部门协商后，制订出内迁上海民营工厂的方案。该方案特别提出，为补助上海工厂内迁，需补助迁移费56万元。

第二天国民政府行政院第次会议作出议决：

“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

于是钱昌照决定自己坐镇南京负责指挥全局，8月11日，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监督委员会”），由林继庸任主任委员，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庞松舟、实业部第一科科长兼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仑和军政部整备科科长王玠任委员。

当天，林继庸前往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通知有关工厂火速准备迁移。庞松舟则前往上海海关，接洽有关工厂内迁物资的免税与护照事宜。

双方议妥：

请资源委员会行文财政部饬江海关，凭监督委员会主任林继庸签字之出口机件清单，对内迁物资免税免验放行，俟到达江汉关后再行查验。

林继庸(一年)广东香山人。年入广州军事学校学习陆军，成绩名列第一，甚为粤军名将邓铿器重，被选派担任孙中山卫队。

年毕业后随父往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理工预科、天津北洋大学探矿系，期间因参与五四运动等一度被捕入狱。年赴美国入纽约壬色利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年回国，先后担任大南制革厂厂长、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

年淞沪抗战期间，被第19路军聘为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积极协同上海学界和工业界制造各种军需品。

因协助制造炸弹重创日军旗舰出云号和炸毙日军海军上将白村，遭日军搜捕，便潜回广州。后赴欧洲考察各国工业，一度任捷克斯可达工厂工程师。年回国，到资源委员会任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从事全国工业普查等工作。

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粤桂闽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处理局局长。年去台湾，曾任“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秘书长、“经济部工业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等职。著有《民营厂矿内迁纪略》。

12日下午3时，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斜桥弄42号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为便利工作进行，即日成立由各厂组成的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委员名额为11人，由各厂推举，送呈监督委员会批准；工厂迁移费支配办法由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拟订，送监督委员会核准后拨付；各工厂如有托词规避迁移情事，由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报告监督委员会转呈政府，予以严厉处分。

当天，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由上海机器厂颜耀秋为主任，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为副主任，其他8人是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佐才、华生电器厂叶友才、中新工厂吕时新、中国制钉钱祥标、万昌机器厂赵孝林、大隆机器厂严裕棠和康元制罐厂项康元。

迁移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最初设在提篮桥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内，后来该地区陷入战火，就在牛庄路找了一间房充办公室。由于房屋狭小，难以开展工作，后来刘鸿生把他四川路33号企业大楼的六楼全部提供给迁移委员会使用。

按监督委员会规定，迁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可临时雇用，费用由内迁经费中支付。但实际上迁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全是由各厂抽调出来的。

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没几天，就公布了《迁移须知》：

凡中国国民所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移；迁移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督委员会核准，亦得迁入其他内地；各种工厂迁移，由政府根据该厂性质及机件给予相当津贴，但监督委员会得视各厂性质、机件，有权酌量核减或停给一部分。

《迁移须知》对工程搬迁所涉及的费用补贴作了很具体的规定。

如关于机件装箱费：

装箱者以箱子的立方尺为单位，不装箱者以机件体积的立方尺为单位，每1立方尺可领津贴费三角五分。

运输费：

机件、材料、半成品、已成品、工具等，自上海出发至武昌，每吨津贴53元，至镇江18元。

建筑费：

到达武昌后，各厂应得地皮及建筑费，以机器为分配单位。每座机器应得地皮15方，建房3方半，建筑费元。翻砂及冷作厂应得地皮照原有地皮五倍划给，建筑费照原有房屋加二成借给。武昌厂地免费划给。建筑费分10年拨还本息。

那些想要搬迁的工厂知道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到联合迁移委员会来报名，由此原来资源委员会申请到的56万元迁移补助费已是杯水车薪。

9月18日，资源委员会又向行政院提交了《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加经费办法》，9月23日，行政院第次会议批准增拨迁移补助费52.6万元，同时增加低息贷款万元。

3、不愿意内迁的工厂

并非所有的工厂都愿意内迁。

不愿内迁的民营工厂的业主担心在兵荒马乱中长途搬运，机器设备等即使在途中不受损失，迁到新地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原先各方面的业务联系均告中断，工厂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是一大问题。

上海机器五金业在讨论工厂是否内迁会上，就有人指责主张内迁的人说：

“你们年轻人，喜说风凉话，我们工厂机器材料共有一二千吨之多，试问如何搬运？”

也有一些厂主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他们认为仗决不会打起来，即使打起来，也不会持久，很快就会结束，用不着自找麻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不愿内迁，心存观望，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尤其是地处南市一带的工厂业主，以为年一二八事变时南市没受多大影响，这次应该不会有多大变化。还有一些工厂业主过高估计了英美的势力。

他们认为，上海地区英美势力很强，日本不敢轻易冒犯，打起仗来决不会在租界内作战。即使上海失守，租界尚存，仍能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生产。确实，八一三事变后，不仅本市的许多工厂迁进了上海租界，连外地的不少工厂也迁进了上海的租界。

如机器业，有常州的永生、实业、新华和无锡的俞宝、昌衡记等十余家企业；染织业，有常熟的茂成、辛丰豫，江阴的勤生、慎源与华澄，常州的益民，无锡的兴业等七家企业；纺织业，有常州的大成，青岛的华新，无锡的广勤、庆丰等。

一些企业主另一种做法是把工厂迁往香港、广州等地。

他们认为，华南因为有香港特殊关系，估计日军不会入侵，即使入侵，香港也不至受牵连，工厂仍可以此为据点保全资金，图存发展。他们还认为，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办厂条件远胜于内地。

由此，有些上海的厂商纷纷将资金向香港方面转移，如化学工业社、信谊药厂就采用这一方式。有些厂向香港迁移设备，如大业印刷公司，把一部分机器从上海迁到香港石塘嘴，谭泮记电池厂亦迁往香港，中华书局将机器运港，以扩充港厂之设备，同时又将总局迁至云南办公。

商务印书馆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由总经理王云五亲自主持，并把上海的机器大部分迁到香港，扩充在港的分厂，使商务印书馆的生产一时都集中到了香港。中华无线电厂一部分迁重庆，一部分迁香港。此外，家庭工业社、龙章造纸厂、益丰搪瓷厂等也都在香港成立了分销处或分厂。

在一些不愿内迁的工厂中，有极少数还抱观望态度。如大隆机器厂，在迁移委员会成立时，它也是成员之一，按理说应积极内迁才是，但当战事发生时，该厂先把一些贵重的机件材料运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的仓库里，然后静观待变。

10月中旬，当看到战局发展不利，才把一些次要的机件以大隆机器厂与苏伦纺织厂的名义申请内迁。在领到了迁移补助费后，它先后分5批共18艘船，把价值25万余元的物资迁到苏州，存入苏伦厂的仓库。此后便中止了内迁，其托词是因为“无船西上”。

也有个别工厂业主公开反对内迁。这些人往往与日商有较深的关系，他们认为，即使上海被日军占领，凭他们这些关系，企业不会受任何影响，所以他们对内迁无动于衷。龙章造纸厂的董事傅筱庵就是其中的典型。龙章厂是全国造纸业中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厂之一，内迁后方无疑能起较大的作用。然而傅筱庵从中作梗，不仅使董事会意见不一，而且厂里的工作人员也走散了。幸亏该厂经理庞赞臣深明大义，力主迁移，才使龙章厂迁移成功。

但由于傅筱庵的干扰，龙章厂至10月21日才开始内迁，此时苏州河已不能通航，结果只得从南市日晖港启运，内迁物资达余吨。由于贻误了时机，许多机件未及运出。

4、战火中的搬迁

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15日日军飞机对闸北和南市进行大轰炸。上海工厂的迁移工作便在战火中拉开序幕。

本来，要搬迁一家工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再加上当时上海市区激烈的战火，大大加大了它的难度。但是，广大工人和民族工商业者在满腔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往往为了力争多运走一吨机件、一台设备，冒着生命危险在连天炮火下去拆抢机器。对于这种可歌可泣的行动，好多年后林继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千：

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去抢拆他们宝贵的机器。

敌机来了，伏着地上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了就马上扛走。看见前边一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声“哎呦”，洒着眼泪把死尸拾过一边，咬着牙关仍旧是向前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只好夜间开工。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常笼罩着许多黑影在那里攒动，只闻锤锉轰轰的声响，打破了死夜的沉寂。这是一幅由血泪交织而成的“工业动员图”，至今回忆犹不能忘怀。而当时工作人员的艰辛，亦非笔墨所能形容。

除了工厂设备等拆迁极为困难之外，搬迁所需要的交通工具缺乏的问题也十分棘手。

八一三事变后，林继庸报告说：

“现长江不通航，车运在商洽中，或船拖至杭州转赣、湘、鄂，能救多少则多少。”

但是，随着车运的商洽失败，而限于实际情况，铁路运输也不可能，陆路运输遂成泡影，上海与外地的交通只剩下了水路。

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从黄浦江进入长江及至内地，征集了几万吨轮船沉在黄浦江中，加上国民政府运送官方物质等需要，使车船运输工具极其紧张。林继庸是监督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内迁事宜，他因连日奔走于南市、闸北之间，左脚不幸受伤中毒，然而情势紧迫，顾不上治疗休息。

当时，有些民营大厂虽然感到前途不容乐观，应当设法将工厂搬迁，但他们又不愿迁得太远，一则怕长途运输艰难，二则担心离开了东南地区，工厂无法发展。

5、自由港的动议

因此，他们希望有一种折中办法，既离开危险地带，又能继续得东南地区之天时地利，使工厂照常发展。刘鸿生就是其中一例。他在年11月3日写给上海市地方协会负责人黄炎培的信中，提出了创设“自由商港”的意见。他认为战区工厂应速迁后方的主张，目前举国上下已属一致。

在战争的影响下，上海战区内之工厂已无法继续生产，长此以往，不仅民生受困，而且影响持久抗战至深至巨。但是工厂迁移的地点必须斟酌研讨，因为迁移之方便与否和损失之大小问题均可以设法补救，其性质属于一时，而经济环境能否适应该工厂之需要，则问题实大，有的为不可救或甚难补救，其性质则属于永久。

为此，刘鸿生提出最好在长江下游的芜湖一带设立“自由商港”，因为那里交通便利，动力充足，原料丰富，市场广大，“故该地所有优点，不惟远胜上海，至少当可与上海媲美也”。

这种设想当然只是一厢情愿，根本无法实现，却也反映了当时上海一些大厂主的想法。

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大中华火柴厂并不属于国民党政府动员内迁的范围，但刘鸿生为了保住产业，亦于9月上旬将大中华火柴厂报名内迁，还把地处战区的上海荧昌和周浦中华两厂的存货及主要原料内运。

据镇江海关的报告，这批内迁的物资共吨，大部分运到了大中华在镇江、九江、芜湖等地的分厂，运达武汉的主要是吨存货。

当武汉告急时，大中华火柴厂并没有继续内迁，这一做法，与刘鸿生不愿远迁并主张在长江下游建立“自由商港”的想法显然是一致的。然而战局的演变使刘鸿生提出的所谓“自由商港”的设想很快成为泡影。至此他才开始醒悟并积极在后方创办企业，为发展西南内地的毛纺织业作出了贡献。

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上海工厂的内迁只得停止。11月底，迁移监督委员会等机构全部撤销，标志着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的第一个浪潮结束。

根据当时实业部统计，战前上海有各类工厂家，在这一阶段迁往内地的有家，占10.3%。

11月15至25日，工矿调整委员会又先后派林继庸等赴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组织和监督当地工厂内迁，由此，在东部沿海和临近战区的地区也掀起了一股民营工厂内迁的热潮。

像江苏的庆丰纱厂、苏纶纱厂、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大成纱厂，浙江的武林、大米、协昌、糊重兴、应镇昌等机器、工具厂，山东的冀鲁制针厂、华新纱厂、陆大铁工厂等，都踏上了迁移的征程。

6、搬迁路上的困难

《迁移须知》公布后，上海的各家工厂虽纷纷前往迁移委员会报名准备迁移，但因战争爆发，上海西、北两火车站的轨道立即被军队拆除用于构筑工事，铁路当局也全力担负起运送军队和弹药的任务，其他物品的运输完全中断，因此，铁路运输已无法指望；至于公路，则由于缺少汽车，根本无法运送大批机件，于是只剩下利用水路一种方案。

上海西部的各家工厂将拆卸下来的设备、机件，都统一集中到闵行、北新泾、南市等地的黄浦江边，闸北、虹口、杨浦等东北部的工厂，先将机器设备拆卸装运到租界，然后借苏州河(即吴淞江)水道起运。

当时，租界苏州河各座桥梁上拉起了铁丝网，由全副武装的巡捕把持，断绝交通，阻止闸北、虹口等运输工具进出，许多内迁工厂的物资只得由各厂工人肩挑背荷，绕道进入租界，再装船从苏州河起运。

8月22日，顺昌机器厂设备等装船开始内迁，为整个内迁队伍之先锋。

25日，上海机器厂的5艘内迁船也载着70余名员工、50余部机床及一批原料出发了。

27日，又有21艘木船装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及上海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员工、家属和余名技工，踏上了内迁的征途。

30日，大鑫钢铁厂等更多的内迁工厂也起航出发。最初抢运的木船都盖上树枝稻草等稍作伪装，船队一般有数十只木船，相距百米以上，用人力划行、撑篙等驶抵苏州，再将木船串连在一起，用火轮拖着赴镇江，然后再转装上江轮，沿长江直驶武昌。

10月26日，上海闸北失守，苏州河无法继续行船，各厂又将迁移物品送到黄浦江十六铺上游的江边集中，装船后逆流而上到松江，再转苏州、无锡，运往镇江转武昌。

内迁的船只起航时，随迁工人秩序井然。每人都有一个番号，用小方白布缝于胸襟，上书姓名，编号。10人为一组，10组为一分队，五个分队为一大队，各有组长、分队长和大队长。在驶往武汉的途中，随迁工人想方设法，克服了种种困难。

如南京失守后，马当防线被封锁，于是内迁工人就和一些临时招募的农民一起充当了挑夫，把机件卸上岸，挑行数十里，绕过封锁线，再装木船西行至九江，然后改装轮船至汉口。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木船作为运载工具是非常落后的，加之搬迁工作又是在炮火下抢运，许多内迁的民营工厂损失无疑十分惨重。

林继庸本来对水运能否成功心中无把握，最初这批工厂内迁成功，使其下定了决心：

“取道水运，职几经考虑乃决定，此后当源源由此道而行，虽稍缓，但较安稳。其他捷径每有欲速不达之感。”

像这样以木船为主的抢运，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共抢运迁出的民营工达家，工人多名，机器和物资00多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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