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峪口村的村志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年，村上的牛死得多，没了牛，地就没法耕种，意味着来年村民们就要挨饿。村里第一任村主任赵寿亭私下做了决定，把村集体的黄豆卖了，换了粮食分给大家。

但这个行为在当时是违反政策的，被判了刑。在坐牢的一年间，全村村民一致同意，给他按成人照常记工分。

“碎娃子，知道是为啥不？村主任这是为了集体的事，身上才背了污点，村里人谁不佩服？”村上的老人解释道。

栗峪河水悄无声息地流淌，裹挟着一年又一年的光阴逝去，而“为集体”这三个字，在每一任村支书心里，都没能忘却。

20年三任村支书

接续干一件事

“书记，我们6组村民揭不开锅了，生活维持不下去，给我们想想办法吧。”年，面对时任栗峪口村村支书的耿振民询问今年收成时，6组组长高三寿泣不成声。

当天下午，耿振民和副支书董志玉商量后，做了个决定：将山上居住的村民全部搬下山来。

他们或许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决定，带给了栗峪口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影响了一任又一任村干部们。

为何要搬迁？这话还要从头说起。

栗峪口村依山而建，站在山顶往下看，全村6个村民小组从山上到山脚依次排列。前3个组在山下，后3个组在山上。

住在山上是什么感觉？原6组村民，64岁的宁军祥最有发言权。

不知是从爷爷，还是爷爷的爷爷那辈起，他家就住在山尖尖上，那是全村的地理最高点。具体多高，他说不上来，但知道每天去山下上学，单趟一次要走40分钟山路。

在他印象里，8岁以前，家里住的都是土坯房，山里雾气重，墙壁上经常能看见渗出的水珠子，全家人都羡慕山下人干爽明亮的瓦房。

山路难行，光是材料运到山上都是个巨大的工程，盖房的计划只能一再搁置。年，父母下了决心，准备建新房。

但运瓦的马车只给拉到山下，为了把瓦搬到山顶去，宁家找了11户邻居来帮忙。一页瓦有5斤重，成年人一次能背10多页，单趟步行上去需要2个多小时，一天只能往返两趟。

负重爬山的苦，宁军祥没体验过，但土地的贫瘠，却让他印象深刻。山上地多却薄，这个薄有两层意思：一是土质薄，地下泥土只有成年人一只脚立起来那么高，一铁锹下去就能挖到石头；二是产量薄，农作物扎不下根，一亩地通常只能产两斗麦。

每年到四五月的时候，山上的村民都要闹饥荒，村干部们只好提着袋子，到山下情况好些的前3个组的村民家中讨些粮食，捐上去帮助渡过难关。

年，连续两年大旱，坡地几乎颗粒无收。尤其是最靠山顶的6组，全村捐的救济粮都给了6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搬迁。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3个组村民集体搬迁，工程浩大，震动难免，阵痛也难免。为了减少阻力，村“两会”班子准备“分步走”，先把最困难的6组12户村民搬下来。

驱使搬迁的无疑是贫穷，但最大的担忧依旧来自生存，“搬下去，吃什么？”这是村干部们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将山下3个组的土地与6组平分。”村支书耿振民的提议还没说完，村民们就嚷成一片，表示反对，“自家口粮还不够吃，这是想从我们口中夺粮、手中掰馍，没门！”

对此，耿振民先发动党员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个说服。

至今，还有老人清晰地记得当时的话语，“各小组目前的耕地，只是为了生产管理方便就近划分的地块，土地权以及统筹权依旧归集体所有。请大家细细想一下，6组的村民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怎能忍心看他们饿肚子？换位思考一些，如果咱们住在山上，面临五黄六月饥饿难忍的日子，该怎么办？咱们要散米共济舟，共渡难关，以后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

好一句“散米共济舟”，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再一次表态的时候，大多数人同意搬迁，并将耕地分出一部分给6组。年底，12户搬迁户全部搬到了山下。

但4组和5组还没搬，仍然是耿振民的一块“心病”。而这，也成为栗峪口村历届村支书上任后，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每一次搬迁都是阻力与阵痛并行，但老支书言传身教“迎着困难上”的做事精神，激励着每一位村干部。

年，村支书王志道将5组与4组合并，年，村支书耿振锋将4组村民整体搬迁下山。3次，52户，历时20年的搬迁，最终画上了句号。

这个头谁来带？

上世纪90年代，政府推广种植猕猴桃。种了一辈子玉米、小麦的农民，哪里见过这个新鲜玩意。

没人会技术，万一种不好赔本了，反倒耽误了几亩地的收成。谁来带头种？村民们等着村干部走第一步，村干部们也面面相觑，没有人愿意湿手抓面粉——惹这一摊麻烦事儿。

“我种。”40岁的王志道率先站了出来，拿出家里的3亩地，全部栽上了猕猴桃树。

年，刚从石井镇拖拉机站站长岗位上卸任的他，年轻又能干，很快就进入了村干部的视野。先是在村班子里负责文书工作，3年后又被选为村支书。

“村支书这时候不带头，啥时候带头？”他扑下身子就和土地较上了劲，“要想种好地，就得摸清它的脾气。”王志道细细研究起猕猴桃种植技术和当地气候。

“要我说，咱们村这地方种猕猴桃肯定比北边那些村上市早、价钱高。”他跟大家解释，冷空气南下碰到秦岭，就被稍微弹回去了些，山脚下的栗峪口村成为“灯下黑”的地方，反而白天比北边热，就像每年麦子总是本村先成熟。夜里山气下来了，又凉，昼夜温差适合水果的糖分累积。

理虽是这个理，可挽着裤腿干的王志道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土地是最真诚的，你待它有多真，它回馈你的便有多沉。年，果子成熟了，卖了5万多元。

这在当时，引起了十里八乡的轰动。一次，西涝峪口村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在王志道家门口坐了一上午，看猕猴桃装车上市场，讨教种植经验。收益是最好的广告,第二年，全村有40余户开始栽起了猕猴桃树。

“农民，关键在于有成功的榜样示范，他眼里看到了、心里踏实了，不用你做多少动员，自己就掂量得很清楚。”工作这么多年，王志道摸透了农民的想法。

年，32岁的耿振锋接任村支书一职，此前，他是被老支书王志道刻意“蹲苗”的年轻干部，当过小组组长，也干过村主任。敢揽事，行动力强，是老支书最欣赏他的一点。

那几年，河水泛滥导致河道水位比村庄还高，加之上游流下来的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中淌水过河的人，而恰恰村里几十个孩子每天要到东边的下庄村上学，中间必定要经过栗峪河，人被砸伤的事件时常发生。

年，耿振锋跟王志道合计，找来两个卡车大梁，动手在河道上架起了个简易的桥，消除了上学路上的安全隐患。

当谈起村支书必须要具备的特质时，两人说法惊人一致：“要担得起带头这个责任，遇见困难不能退缩，咬着牙也要冲上去干了。”当然，这句话是有佐证的。

年秋天，农村开始了每年一次的道路普修工作，准备把被轧出坑洼的砂石路修补了，方便来年生产生活。

本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常规工作，完成就好了，但耿振锋偏偏举起了“反对票”，表示想改普修为彻底重修。

两者区别在哪？普修是把原本的路垫平，再铺上一层沙子，年年路坏，年年修，最终导致路面越铺越高，两边的村民家地势逐渐低洼起来，下雨天雨水倒灌进家中是常事；重修是直接铲掉原来的砂石，打上水泥路。

“重修的提议说到了全村人的心坎里，大家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事。”有村干部记忆犹新，“大家都支持，但一说到没钱要咋办就没人吱声了。”

眼光集中在耿振锋身上，他先借助外力，到处去“化缘”，从政府争取了补助，再协调内力，发动村民去河滩拉沙子和石头，安排各组劳力去干活。

不到一个月时间，一条米长，8米宽的水泥主干道顺利完工，至今这条路依旧在正常使用。

“俏”也不争春

十年前，刚过50岁的耿振锋服了老。

自从山里兴起米石机后，他就开始跟着干，直到生态保护全面禁止采石，总共干了20多年，但规模远远比不上只干了几年的一些年轻人。

年轻人懂得找门路，市场能寻到外省去，耿振锋说，“我就只和周边市场打交道，人年纪大了，见识和胆识都跟不上年轻人了。”

他明白，栗峪口村的发展要越来越好，干部班子必须吸收新鲜血液。年，户县党校开展培优工程，由各支部推荐优秀青年去学习，村里前后送去了8名年轻人。

王利军就是其中一位。曾在绣品厂底层库房做到了西安办事处“金牌”销售，也曾干过米石机，帮着周围邻居一起销售产品，凭借脑子活、能吃苦的劲头，十几年的时间，积攒了不少家底。村上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半年的学习刚结束，他就找到了耿振锋，表示自己想流转土地，带头试种葡萄，那时候正值推广产业转型，村里没人敢挑头种葡萄。耿振锋暗暗称赞，“没看错人！”

几年后，王利军进入村“两委”班子。与他同时进入村委会工作的还有樊伟峰和邱彦超，俩人也是被刻意“蹲苗”培养的。

几年前，在外工作的俩人被耿振锋叫了回来，先是给他们去党校学习的机会，再根据个人能力安排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在做事中锻炼年轻人。

年，村里规划新建村级活动中心，其中涉及占用村民房屋的赔偿由邱彦超负责，村里只有4万元，但是村民张口要10万元。第一次上门协商的时候，差点被人轰了出来，但为了让双方达成一致，脸皮薄的他只好去了一次又一次。

后来，一个月去了这户村民家十几趟，再进屋的时候，他直接把鞋一脱，往炕上一坐，“拿出厚脸皮那股劲，这事也就办成了。”

樊伟峰则在污水处理和自来水改造等事务中，得到磨炼迅速成长。

“年轻人行动力强，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做事容易冲动。”耿振锋说这话，不是空穴来风。

年，37岁的王利军担任村主任。刚上任，就发生了一件恼火的事情。当时，为了修栗峪河的河堤，与东边邻村发生了摩擦。

两个村子本是以河为界限，河西是栗峪口村管，下雨导致河水泛滥，王利军带人加高了西边河堤，这下邻村不愿意了，“你们西边加高了，那水不就淹了我们村嘛。”

几句话不和，双方眼看着就要动起手来。耿振锋赶紧按住了正在气头上的王利军，建议把事报给镇上，由镇上出面解决。

在培养年轻干部上，耿振锋有着自己的智慧，“要在做事中给年轻人指导方向。”事后，王利军反思，“本来是件小事，却因为我这暴脾气，差点酿成了大祸。”

如今，栗峪口村有件让人称道的事：三个村支书同在一个班子里。年，实行“一肩挑”后，王利军担任村支书，耿振锋是副支书，以前的老支书，73岁的王志道则担起了村文书一职。

王志道对自己的定位是：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能把经验传下去，扶一把年轻干部。

两年前，镇上有支持贫困户免费养蜂的项目，看着西边一个村子申请了箱，王利军也心头直痒，刚在会上把养蜂的想法说出来，就被王志道阻止了。

年轻时候养过蜂的王志道知道，本村的温度、地理不适合蜜蜂生长，就算养殖也需要极强的技术做支撑。单纯靠贫困户养蜂很有可能不仅赚不来钱，更会赔上一笔钱。

虽然当时听从了建议，但是私下里王利军免不了小声嘀咕。一年后，碰见西边村子的村干部，一打听，养蜂赔了8万元，暗自庆幸的他直呼，“姜还是老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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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陕西杂志、西安扶贫开发

编辑：鄠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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